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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日治前牛稠溪流域發展之研究
作者:黃阿有 引用關係
作者(外文):A-Yu Huang
校院名稱:國立成功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指導教授:石萬壽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7
主題關鍵詞:鄉貫內(外)路漢墾庄語族Ethnolinquistic groupsAncestral registrationInner (Outer) routesChinese land developer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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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六世紀左右,牛稠溪流域中、下游低地為多竹林之稀樹草原群系,上游為樟櫟群叢之森林群系。不管居丘陵或低地者,皆為以漁獵及原始自給式燒墾農作為生之部落社會。十七世紀,平原之語族,主要屬排灣第一分群之羅阿族,但與第二分群之文化具過渡性;丘陵則屬鄒語族。
平埔族農耕方式已較進步,但因天然及人為制約人口成長之因素多,人口密度仍極低;中葉以後,因漢人漸增,其鹿場、社地縮減,宗教、服飾也漸受到漢人影響。十八世紀時,雖然清廷並不鼓勵、甚而還壓制漢人移民,但平埔族之社地仍日漸流失,生活方式也面臨變或遷的考驗。至十九世紀,平埔族語言、習俗漸失,雖然如此婦女仍堅持其髮式、不纏足,男人不喜農耕也較少抽鴉片。
十七世紀本區開始有漢墾庄,核計清領前,本區約有32個庄有漢人入墾,另有8處軍屯區。清領以來至康熙末,再入墾100個漢庄,雍正、乾隆年間,再增墾76庄。大致在十八世紀末,約九成七之街庄已有漢人入墾。顯示以本區而言,縱然清初採用渡臺禁令,但對防堵漢人之移民不具成效。
十九世紀,西部平原發展出「內路」、「外路」兩條縱貫大道,諸羅城居「內路」之要衝,向海通至笨港又扼外路之咽喉,故十八世紀以來,諸羅城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因諸羅城戰略地位特別重要,以致成為歷次大型民變攻防戰必爭要地,戰禍對街庄及附近鄉庄之破壞很大,使本流域在十九世紀社會特別動蕩不安。
此外,本文亦由漢移民鄉貫別各時期之地域分布,發現漢移民之鄉貫別地域分布:「泉外、漳內、潮近山」現象,在鄭氏時並未出現,清領後至康熙末以前,因海埔地之增墾,則已出現此現象。故「移民先後」、「原鄉生活方式」、「械鬥後遷居」三種因素,皆無法用以解釋本區移民鄉貫分布之特色。本區在移民之初,為增加墾庄內之內聚力,主神較多地方較不普遍之神明,雍、乾後,為增加新增墾庄間之共識,主神則較多原鄉地方普遍性之神明。
關鍵詞:語族、漢墾庄、內(外)路、鄉貫
In the 15-16th centuries, the lower plains of middle and down streams of the Niu-Ch’ou River Basin were occupied by savanna biome with high clump of bamboos, while the upstream areas forested with Lauro-Fagaceæ association. The aborigines living both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inlands of the Chiayi region were all hunter-horticulturalists.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aborigines Lloa of PaiwanicⅠ ethnolinquistic groups lived in the plane area and Tsou ethnolinquistic groups occupied the upper valley of the Basin.
Although the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were better than ever,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 Plains aborigines were limited by bo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 factors. With a population growth of Han immigrants in the area, the Plains aborigines lost their hunter land and living space gradually. In the 18th century, although Ch’ing’s rulers prohibited the immigration, Plains aborigines were still losing their living cultures.
There were some Chinese villages in the 17th century and by the start of Ch’ing’s rule,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32 Chinese villages and 8 garrisons. Land developer villages grown to 100 in 1683-1722, and 76 added in 1723-1795. In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approximately 97% of the villages had Han developers. This revealed that the quarantine policies in the early Ch’ing rule didn’t work well.
In the 19th century, Chu-lo City became an important role as a civil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controlling both the inner and outer routes in the western plain of Chiayi area. The vicinity of Chu-lo City had been a battle fiel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settlements were bothered and partially destroyed by the rebellions or governmental armies. This might be among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upset of the Chiayi regio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Three-band pattern of ethnically segregated settlement, i.e., Ch’üan-chou settlers predominated along the coast, Chang-chous on the inland plains, and Hakkas in hilly areas, did not appear until 1722 in the Niu-Ch’ou River Basin. Hence, the phenomena of temporal priority of settlement, the occupations of migrants in their native prefectures, or the outcome of communal strife could not be used to explain this ancestral registration of distribution in the Niu-Ch’ou River Basin. The temple gods of Chinese Land developer villages were not popular ones before the early Ch’ing. However, popular gods increased for increasing connections among same ancestral registration after 1722.
Key words:Ethnolinquistic groups, Chinese land developer villages, Inner (Outer) routes, Ancestral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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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木本植物誌》,(臺中:中興大學,1972)。
劉枝萬
《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臺北:聯經,1983)。

劉益昌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臺中:縣文化中心,1999)。
劉妮玲
《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83)。
劉昭民
《臺灣的氣象與氣候》,(臺北:常氏文化,1996)。
衛惠林
《埔里八宰七社志》,(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81)。
陳正祥
《臺灣地誌》,上冊,(臺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1951)。
陳紹馨
《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92四刷)。
陳其南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1987)。
陳翰霖
《十七世紀以來臺灣西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地研所博士論文,1999)。
陳瑞隆
《臺灣姓氏源流》,(臺南:世峰,1998)。
賴子清、蔡水震纂修
《嘉義縣志》,(嘉義:嘉義縣政府,1890)。
聶甫斯基著,白嗣宏、李福清、浦忠成譯
《臺灣鄒族語典》,(臺北:臺原,1993)。
戴炎輝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上海:新華,1982)。

四、日文期刊與專書
中村勝
《台湾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東京:綠蔭書房,2003)。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東京:富山房,1909)。
伊能嘉矩
《台湾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1904)。
《台湾文化誌》,上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a)。
《台湾文化誌》,中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b)。
相良吉哉
《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編者自印,1933;臺北:大通,2002)。
移川子之藏
《台湾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学研究室,1935,臺北南天重刊)。
黑田明申
〈16・17世紀環シナ海経済と銭貨流通〉,《歷史学研究》,第711號:2-15,1998。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台湾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臺北:編者自印,192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理番誌稿》,第二卷,(東京:青史社,1989)。
增田福太郎
《臺灣本島人の宗教》,(臺北:明治盛德紀念學會,1935;臺北:南天,1996)。
《台湾の宗教》,(東京:養賢堂,1939;臺北:南天,1996)。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
《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一編,(臺北:編者自印,1905a)。
《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二編,(臺北:編者自印,1905b;臺北:南天,1998)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臺北:編者自印,1910)。

五、西文期刊與專書
Andrade, Tonio
The Mightiest Village: Geo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Formosan Plains, 1623-1636,《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市:中研院臺灣史研究籌備處,2001),頁290-291。
Baker, Alan R. H.
Geograph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Boxer, C. R. 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Campbell, William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1903).
(臺北:成文,1967年版)
Chen, Chi-Lu(陳奇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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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boriginal Group: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 17, 1969a).
Paiwanic Ethnolinguistic Groups of the West-Central Taiwan ‘Black pottery’ Culture Are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o.28: 159-197, 1969b.
Aboriginal Peoples of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Pla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o.32:217-235, 1971.
Haggett, Peter
Geography: A Modern Synthesis,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Hartshorn, Truman A. & Alexander, John W. Economic Geograph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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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1729-189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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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re, Joseph B.(李壬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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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physical Geography,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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