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現代漢語世界的禪學研究為中心，較細密地分析了其研究背後 的方法論依據及其界限。全文共分四個部分。一、重溫一段公案。對於發生在本 世紀五十年代鈴木大拙和胡適之間有關禪學研究的方法爭論，進行新的，帶有知 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剖析。本文認為，鈴木與胡適的爭論，不僅是關於禪思想研究 中哲學寫作和歷史學寫作的類型分歧，其背後存在更深遠的文化和意識型態的權 力衝突，即如佛雷（Bernard Faure）所說的「禪的形上學傳統合法性」與「世俗 人文主義價值」，「歷史的意識型態」與「先天的意識型態」之間的論爭。同時還 涉及到對於「現代性」問題的不同理解。本文的結論是，無論是作為經驗歷史的 批判，還是作為先驗哲學的解釋，對於歷史中所發生的禪思想的讀解，都不是唯 一合理的方法。由於鈴木與胡適均不能對各自元?事進行反省，因而無法根據研 究問題的對象性質，抉擇相宜的方法，或依據不同的方法而選擇恰當的問題。二、 作為歧出的哲學解釋。這一部分，主要考察了漢語禪學研究中兩種類型的哲學性 研究方法，即傳統心性論構架的解釋方式和以西方哲學為背景的「洋格義」。對 於這兩類方法之應用於禪學研究的特點和利弊，都作了詳細的分析批判。另外， 還把近代以來，哲學方式之所以成為禪學研究的伏流而不為重視的學術史的原因 作了分析。三、思想史的解釋：哲學的，還是文化的。這�媯菢咫尷R當前西方思 想史研究中，所謂以外緣性或社會科學化傾向的「文化史」類型研究方式，對於 漢語世界以意義的內在理路為特徵的禪思想史研究可能提出的挑戰。特別分析了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文化史研究方法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 識考古學方法對於禪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和界限。認為外緣性的研究方法和內在解 釋的方法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互補而不是對立的，必須根據問題本身的性質來確 定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先驗地把一類方法應用於所有問題的解決。四、「入就」 與「出就」：可說的與不可說的。根據禪思想中存在的可說與不可說的緊張，認 為禪思想史的研究不應該忽略這一難題，而必須借助於語言哲學的方式，對於不 可說的意義進行象徵性的言說，在說的限制中把禪的不可說的意義呈現出來而又 不武斷地消除其超驗和宗教性的意義結構。只有完成這點，禪思想的解釋才算完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