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目的在於探討，臺灣經濟發展中，契約自由原則受到限制的理由。亦即契約自由之限制，係為達成國家的政策目的，或為保護契約弱勢的一方當事人，以實現契約正義？本文以臺灣的租佃契約與勞動契約作為案例分析，就二者有關契約自由原則之規定，參考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的見解，檢討國家對於租佃契約與勞動契約的介入程度。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探討國家管制契約自由的原因，同時分析國家不同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對於契約自由原則的維護程度與回應社會需求等面向，所採取的不同立場。 本文指出，臺灣政府對於租佃契約的強力干預，係為貫徹國家土地改革的政策所致。至於對於勞動契約的干涉，目的固為因應勞動關係社會化，以保護弱勢勞工，惟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在勞動契約的規範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國家政策一直扮演著比實現契約正義更重要的角色，且國家面對的既得利益者（地主、資本家）不同，國家介入租佃契約與勞動契約的程度顯有差異，對於前者的干預程度顯然高於後者。此外，行政機關在租佃契約與勞動契約的干預意願高於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比較願意維護契約自由原則。此項差異的可能意涵是，行政機關較司法機關更能適應社會現況的需求，至於司法機關，則較為固守法律的一般性原則（私法自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