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中國，各地方政府對興學的態度各異其趣。有時國家官僚體主導鄉學的設置與運作，但是這種興學方式往往無法持久。於是，國家鼓勵地方興學，其結果卻不乏地方強勢主導，形成地方長期透過宗族甚至寺廟經營鄉學的傳統。明清時期的澎湖，國家與地方仕紳密切合作，興辦了多所「社學」，以及一所「文石書院」。就國家政策與稅賦的角度而言，這些鄉學不啻為衙門與澳甲制度以外，自成一格的官僚與次官僚機構。在清代的澎湖廳，文石書院與這些社學不僅是傳道的場所，文石書院更明文訂定了一份「書約」，內容規定地方仕紳負有調解與仲裁鄉里紛爭、舉報不法情事的責任。本文即由地方仕紳所介入之具有法律屬性的文書(legal instruments, 以下簡稱律法文書)探討，指出這些菁英在澎湖村落經濟商業化過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根據清領時期地方史料的記載，澎湖的耆老、澳甲以及地方仕紳，是鄉里中維持社會秩序的三個要角。在早期，耆老在排解鄉里糾紛的事務層面，扮演比較重要的地位；晚清時期，澳甲的權力則明顯提高。澳甲顯然擁有相當的實權，但他如果濫權，鄉人有需要調解仲裁時，就會對他敬而遠之。整體而言，國家與鄉人都賦予衙門與澳甲懲治不法的權力；但是，二者也都同樣樂見違法犯紀之事在鄉里中透過調解仲裁解決，而不必走進衙門或求諸澳甲。耆老與澳甲固然在調解仲裁中有重要地位，但地方仕紳始終在鄉里秩序的維持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菁英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之一，就是為家族、宗族與寺廟組織執筆許多可以做為調解仲裁依據的律法文書。晚清時，他們的角色更擴及統領團練。編纂地方史誌的林豪甚至倡議由地方仕紳取代澳甲的地位。 本文所討論的律法文書是一組特殊的文類，包括借貸單據、帳簿、祖簿與鄉約。一方面，它們提供有關經濟操作過程豐富的實務知識，例如帳簿就透露出當時各種交易商品的市場價格；另一方面，它們也具有法津行為的效力。也就是說，律法文書一旦生效，就改變了相關當事人彼此的地位。例如，在「祖簿」中做「報孫」的記載，不僅僅是傳遞一個訊息，這筆記載實際地改變了這個小孩、祖父以及整個宗族成員彼此間的關係。身分由此改變，未來的權利義務由此產生。地方史料與律法文書也顯示：地方層次的人身控制(physical control)，高度依賴國家官僚與次官僚機制中設定的各種身分(statuses)，方得實現。雖然細節尚有未明之處，但是。顯然地，澎湖的宗族與寺廟組織，對於界定其成員身分的方式，以及使用這些身份的概念，與澳甲制度中的身分界定與概念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顯示在這些律法文書中，宗族與寺廟組織的社會人(social persons)身分，雖然名義上不屬於國家體制的一環，但實際上還是依照國家對於身分界定的方式加以組織的。這個現象事關重大，因為它顯示出，從某個角度而言，地方宗族與寺廟組織，是從屬於澳甲制度之下的。 然而另一方面，澎湖紅羅村兩個不同時期的「鄉中禁約條款」版本都顯示出：至少在村的層次，也可以將澳甲制度視為從屬於地方宗族與寺廟組織之下。這兩個鄉約版本中的文字，記載並描述了村中擁有不同身分與職位的人士，在監視、緝捕及懲處不法的事務上，各自掌有不同的權責。整體而言，地方宗族在偵查、逮捕及扣押的層面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寺廟組織則在裁定不法，並在宗族與國家之間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因此，就寺廟肩負裁定以及協調村落與國家的角色而言，地方宗族可說從屬於寺廟組織之下；但另一方面，就偵查與捕扣不法的職權而言，寺廟組織也可以說是從屬於地方宗族之下。 本文描述並分析國家與地方村落間如何分權以促進地方控制，國家與地方仕紳如何協力創設官僚與次官僚並存的一套體制，這套體制形式上負有教化的任務，同時也實質地具有人身控制的作用。重要的是，在貨幣作為關鍵商品的經濟環境中，鄉人依賴借貸來促成農業與水產養殖業之間的生產與銷售，這些律法文書則顯示了國家對於地方人身控制的實踐。本文強調的重要是，(1)律法文書的書寫與使用，顯示鄉人在商品經濟體系，對於貨幣作為生產要素所具備的實務知識。(2)由於村落經濟的商業化以及國家對於地方控制高度策略性的重視，使得地方仕紳在澎湖諸島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居於核心的地位。

　　　　　In Penghu Subprefecture during Qing rule,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 Veined Stone Academy not only transmitted orthodox learning, but the Veined Stone Academy further required that local educated elites mediate and adjudicate local conflict and report threats to state control. Local histories describe how local educated elites joined with elders and harbor watch heads to serve as the major positions involved in local control in rural villages. Although the elders and harbor watch heads were arguably more central in mediation and adjudication, local educated elites played the additional role of preparing legal instruments for families, lineages, and temple organizations. Legal instruments include chits, account books, and community compacts. The legal instruments describe not only an interlinking between each other, but also heavy reliance upon statuses used in the state’s bureaucracy and sub-bureaucracy for local physical control. On the one hand,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preparation and use of legal instruments assumed considerable practical knowledge about money as a productive force in a commodity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rticle additionally suggests that local educated elites had a special centrality in process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the Penghu Islands becau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tate’s intense strategic interest in local control with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villag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