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趾與嶺南關係深遠，從地理和交通來看，交趾和嶺南海岸相通、地勢相連、水系同源、氣候雷同，由於有共同的地理環境，產生相同的古文化。廣西和越南北部，自古即被稱為西甌，有著豐富的駱越文化。從考古文化中得知，越南和中國百越民族的新石器文化出自同源。而在青銅器文化方面，廣西更將中國青銅器文化傳至越南。所以越南北部和嶺南關係是十分親密的，而嶺南也是將中國文化傳到越南重要的媒介。文化之所以能傳播，主要是因為二者的交通。不管從海路到嶺南，或者是從陸路到嶺南，再經由嶺南到中原，或是直接由交趾直達中原，交通都是暢通無礙的。尤其交趾位居海上絲綢之路的要點，更是將南海珍寶輸往中原，是中外交流時重要港口，所以對於華夏政權而言，交趾是重要不可或缺的。
故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獲得南海經濟利益，將勢力擴展至南方，連帶的將中原文化有體系的輸入於嶺南百越地區。而後秦滅，趙佗自立建南越國，漢定天下，趙佗遣使納貢，直至武帝討平南越，嶺南和交趾內屬中國，交趾展開長期的北屬時代。然而政治上的統治，並不能消弭族群文化的鴻溝，尤其位居極南的交趾。以至於漢到唐代的北屬中國時期，交趾動亂不斷，反抗著中原政權。但是長期中原文化的浸潤，嶺南和交趾原本部落酋長的社會組織，產生了變化，中原官吏和土著酋長的長期勢力結合，逐漸發展出地方豪酋階級，掌控了嶺南和交趾地區。由於中原政權距離遙遠，在統治上只能與地方豪酋合作，靠地方豪酋穩固地方，使地方豪酋的勢力越來越擴大，故在唐末藩鎮割據時，出現了地方政權。
但是由於海上絲綢之路航道改變，廣州逐漸興起，逐漸取代交趾；又交趾諸酋曾多次勾結外族，欲擺脫中原的控制。所以，中原政權在南方的發展重心，逐漸偏重嶺南，動盪不安的交趾，政治、軍事、經濟上重要性不斷降落。在交趾對中原向心力的不足，和各土豪彼此以軍事競權鬥爭不休的政治混亂下，中原政權難以掌控交趾。在嶺南的廣州取代了交趾的經濟地位下，交趾對於中原政權，不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南漢興起後，穩定了嶺南地區，包容了來自中原的士人文化，形成了土豪與中原文化結合的政權，而交趾卻陷入了土豪互鬥的局面。所以當南漢在名義上受中原政權授予節度使、在地方和中原精英的結合、以中原文化自豪和聯姻時，交趾卻由於陷於政治混亂的局面，衰微的中原政權也鞭長莫及。交趾由於內爭，地方精英盡出，各土豪結招攬地方精英，為了結合勢力而彼此聯姻，企圖以凝結地方勢力以獲權。所以當嶺南往中原發展時，而交趾本土意識卻更加高漲。即使南漢曾一度將交趾納入，由於地方勢力興起，各地權柄未一致，即使征服了一方，卻往往受制另一方，使交趾更加難治，只能徒具形式的羈縻統治了。
總而言之，將南漢交趾地方意識做一比較，從節度使的授予來看，南漢的節度使，是經過中原政權的授予，南漢一直和中原維持密切的朝貢體制，直至中原政權衰微南漢自立。交趾的節度使，最初被中原政權授予，但後來陷於自相爭奪，自立為主。因而交趾因為內爭、內亂，無一領導者主導入貢，也無一領導者掌控交趾，形成交趾以武力爭奪節度使為其慣例，此慣例依然沿續到北宋雖然認可丁朝地位，但是丁朝也依然輕易被取代可看出。就精英人才的出身而言，由於嶺南與中原交通較交趾便利，也較交趾安定，所以中原人士皆因避禍或是停滯在嶺南較多，而南漢主也能重用。交趾因為長期內亂，地方精英爭權，人才來源出自本土，或是其先世是從中原來，卻長期停滯在交趾者，這些勢力長期在交趾，成為地方豪強，較無新進的中原人才特質。以聯姻對象來看，南漢內部安定，著重於擴大統治範圍，所以聯姻對象會與南方各國聯姻，以鞏固統治勢力。交趾則是因為地方豪權爭霸，地方勢力結合成為交趾的重點，所以交趾著重於地方勢力聯姻結合勢力。
　　在此三種狀況下，當北宋拿下南漢時，即能擁有嶺南，當南漢主一但投降陷落，而以南漢為主的嶺南各勢力，皆潰敗無法抵擋。而交趾不同，即使一方被打敗，但仍然有其他地方勢力取而代之，攻之不盡，防不慎防。像丁朝入貢臣服，但等其勢衰，即被黎桓取代，北宋難以掌控。
在北宋初期，趙氏積極的底定政權，為了避免兩面受敵，乃以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方式征討各地方政權，當嶺南南漢被肅平，交趾等各羈縻州，紛紛納貢臣服，太祖也停止了進一步討伐交趾動作，而太宗時期，前黎朝黎桓以武力取而代之，太宗又在北方受挫，故而討伐交趾。然而因為宋軍不適應北方氣候，諸軍多死於炎瘴，宋臣紛紛反對繼續征討交趾，太宗只能放棄交趾。黎桓為了取得正統地位，而入貢於北宋，太宗只能接納。太祖太宗皆對交趾採取「先武後撫」措施，太祖時，是因為國土未定，故招撫交趾，而太宗則因討伐失利，在北方敵人虎視耽耽的情形下，為了避免兩面受敵，而接納交趾入貢。再加上交趾經濟重心不像過去重要，長期的分離，地方遐遠，交通的阻斷，及交趾地方意識濃厚統治不易下，只能放棄對交趾的野心了，確立了對交趾「撫綏」之策。「撫綏」政策一確立，便「憚於征役」，交趾察覺北宋的「不欲用兵」心態，態度乃漸傲慢失藩臣之禮。北宋為了北方戰事的吃緊，南方交趾的不尊重及零星的入寇，則顯得較不急迫，故而在邊防的用心上，呈現出「重北輕南」的現象。
北宋初期的為了底定政權，造成長期的戰亂，令人心思「和」，太宗時即不斷有「通盟求和」的呼聲，而真宗「主和」，支持「主和」派，再加上現實的環境壓迫下，真宗定下「澶淵之盟」，力達「安邊弭兵」政策。為了達到「安邊弭兵」政策，真宗不斷告誡邊臣「安靜」為主，禁止緣邊居民入蠻境開發，在南方要求邊民不許入溪洞邀功生事。南方諸族有亂，即以金錢攏絡「撫慰和寧」為主，對於境內諸蠻的交相侵奪，則不予介入。一味的「姑息放任」的態度以治南邊。仁宗時亦沿續著「安邊弭兵」政策，然而真宗的忽略問題，並不能使問題消失，百弊在仁宗朝浮現，為了因應現實的問題，仁宗有了「慶曆變法」，然而仍然一心求和。但是光是「求和」，無法平息南方的動亂，仁宗對於南邊的亂事，展開治理的措施。首先，要解決長期空虛的南邊邊防問題，實施「以土人習戰」「優賞金帛，賞購賊首」，「駐軍屯田」等，興建了南方武備，解決南方動亂。然而等到亂事一平，又重回「安邊弭兵」，壓抑邊臣在邊地發展。英宗在位短暫，多是承襲。而總體而言，皆實施「安邊弭兵」政策。
北宋實行「安邊弭兵」政策時期時，交趾卻有著不同的發展。交趾前黎朝黎桓主政後，即以武力擴展勢力，南征北討實施「開疆拓土」政策。然而交趾內部繼承不穩，所以當黎桓去世後，交趾陷於奪權內亂，給予真宗喘息機會，未在真宗「安邊弭兵」時產生問題。但到了李朝崛起，李朝初期李公蘊傳位至李德政時，交趾政權亦不穩，導致李德政又在致力於平定內亂中，當時仁宗初繼位，交趾也未給仁宗帶來威脅。直至李德政穩定政權，致力於確認於其子李日尊的繼承，交趾不再內亂，再經交趾諸王的整理內政，使交趾政權大為發展。交趾的崛起後，便積極蠶食交趾邊地的各羈縻州，而北宋長期的輕忽南方，已對周遭交趾邊地羈縻州失去了控制力，各羈縻州籠罩在交趾勢力下。
在「安邊弭兵」政策下，真宗以「求和」的態度面對交趾，所以即使交趾正值亂起，邊臣建議趁機興兵討伐，真宗仍然不為所動，嚴斥邊臣不該生事。仁宗時交趾崛起，面對正在壯大的交趾，交趾為了「安邊弭兵」，依然「姑息放任」交趾的蠶食，英宗面對交趾的挑釁，也以「疆場無事」為理想。呈現出此時期的治邊是相當怯弱消極的。在如此的治邊態度下，分析其對交趾邊地的措施，如下：
首先，是不納交趾叛臣逃民，仍實施遣還不服交趾統治的各族群，隨著交趾的「開疆拓土」，邊地各族群在壓迫下，紛紛逃竄至宋境，請求庇護，然而為了不與交趾衝突，宋廷皆將其遣送。然而這些族群為了不想遭到迫害，多奮力一博逃竄在邊地，不願回交趾，成為邊地隱憂，邊臣提醒宋主，然而宋主仍然不予理會，導至仁宗皇祐年間發生儂智高之亂。而此措施實行的結果，是使宋南邊少了羈縻州各族群的屏藩，除了要面對交趾新政權外，還更與邊地各族群為敵，要防患交趾外，還要防止羈縻州民叛亂入寇。
再者，宋廷採取了不干涉主義。此時期的不干涉交趾以武力更迭政權，與太宗時丁朝被前黎朝取代，宋廷為表權威興兵討伐不同，宋廷即使征討失敗，也逼迫了黎桓遵循制度接替丁朝。然而在此時期，真宗朝為了避免糾紛，不過問交趾的武力奪權，造成宋廷地位更形低下。另外，放任交趾拓土擴張，當交趾南征占城，北佔邊地各羈縻州地時，宋廷不發一言任其擴展，即使占城不斷控訴交趾的惡狀，邊民不斷請求庇護，但是宋廷堅持採取不干涉、不介入的隔離主義，導致宋廷的權威，在南方邊地威權盡失，交趾更有恃無恐的擴張，恃強而驕的不斷入寇。
最後，宋廷採取「恩信撫綏」措施，為了不引起糾紛，接納交趾入貢，連詔諭之詞亦小心翼翼，盡可能答應其所求。並賜予豐富的賞賜予交趾，企圖以金錢攏絡的方式，維持雙方的關係。希望以「恩信撫綏」措施，平息交趾的進逼。然而，在宋廷步步退讓下，交趾卻看輕宋廷，尤其儂智高輕易的能亂嶺南各州，宋廷邊防失守的狀況，令交趾輕視。所以經常縱民入寇，蠶食邊地。北宋自儂智高之亂後，宋廷有所轉變，瞭解不能消極不理會邊地各族群，而不再拒絕各族群的來歸，並為了防堵儂智高勢力再起，對邊地加強防守。邊臣有心與交趾競爭，想阻止交趾的蠶食，而邊臣的經營更遭來交趾的報復，使邊地動盪不安。仁宗為了「不生事」，乃限制邊地的經制，加強對交趾的撫綏，更使交趾輕視之心再起，取得了儂智高留下的空白勢力，更加往宋土進逼。逼迫英宗在編土丁防守，納邊民以屏藩，企圖「以夷制夷」之措施，防堵交趾的擴張。
　　「安邊弭兵」政策時期下，所遺留的問題逐漸浮現，宋臣「尊王攘夷」的思想更加浮現，積極治邊的呼籲不斷被人提出。使神宗一繼位，即關注邊地問題。一改過去的怯弱，立志恢復中國的威權。然而治邊首要圖強，仍重用王安石變法，圖強以制夷，「開疆納土」政策乃形成。然而北宋在長期的「安邊弭兵」下，要轉變「開疆納土」政策，則需要先圖強再出擊。所以神宗初期國力未豐時保守治邊，等待累積實力後再納邊，然而當納邊受措時，則又回歸保守。神宗的「開疆納土」，遭到舊派人士反對，所以哲宗繼位初期，舊派反對「開疆納土」，回歸「主和退讓」，但退讓的結果讓敵人進逼，所以哲宗親政，重用新黨，又回歸「開疆納土」，徽、欽宗亦落實沿續。所以總體而言，自神宗到北宋末，「開疆納土」為其治邊特色。
在「開疆納土」政策時期，對交趾邊地，首先仍實行「修武納土」措施，即大行納土，並用過去屯駐開發有功的功臣蕭注，來防駐開發邊地。而此時期，是重在納土，還未有與交趾正面衝突的打算。瞭解邊地狀況後，即以進取取代防駐，以沈起和劉彞等人行爭族群、納逃民、築寨點集土丁為保伍和力行懲罰性外交。宋廷的積極經營，與強硬的競爭，與交趾勢力相抵觸，作入寇嶺南。面對交趾公然的挑戰北宋，入寇盤旋於宋境不肯離去，聯絡諸族群叛宋，神宗上下不能坐視疆域被侵佔，也為保國家安全，乃征討交趾。成功的肅平邊地各族群，獲得廣源等州。但進攻交趾時受挫，而退回防駐廣源等州。神宗乃將開疆所獲之處設為州縣，以官員直接統治，然而廣源等州管理的困難，像（１）瘴癘使屯駐派官困難（２）動盪不安使管轄困難（３）財政負擔使經略困難（４）眾臣反對使闢土困難，最後在交趾的請降入貢要求廣源等州下，只能歸地以撫綏。確立了「撫綏納土」政策。然而此時期的撫綏，不像「安邊弭兵」政策時期般怯弱，宋廷雖撫綏卻不怯弱，對於該守的原則不妥協，如不給勿陽與勿惡。但消減會引發衝突的因子，乃遷徙與交趾有仇隙的族群，以避免破壞雙方的和平。神宗並確立了疆域，劃定雙方疆域。哲宗初繼位，治邊又回歸保守，交趾想趁機要回勿陽勿惡，然而宋廷堅持不予理會。所以神宗之後，雙方保持。
而不同政策時期下，對於邊地的經制也產生了影響。不同的政策時期下，在邊地的經制上產生不同的風貌。在國家底定時期，對邊地政策，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奠定，所以在軍事上，先重用武將，以武力控制地方，並將地方軍力收回中央，並重置嶺南兵力。而在政治上，收納群蠻以羈縻統之，並架構地方行政體制，為了達到直接統治的目的，進行省併州縣和行政地理的區劃，並依此區畫派任官員。在經濟文化上，則力行中原化，試圖改變嶺南的文化，在經濟上改商易農。
而在行「安邊弭兵」政策時期中，為了使五代以武力割據地方不再發生，乃採取了空虛嶺南邊防的措施，造成嶺南禦邊設備不足。又為了防止武將擁兵自重，乃重用文臣總制邊事，而文臣治邊多消極姑息。再加上嶺南多瘴癘，造成屯駐困難，使交趾和嶺南邊地的國防產生空洞。嶺南交趾邊地的防禦不足，給予邊地諸蠻動亂的機會，一場儂智高之亂，曝露了交趾邊地問題。逼使宋廷轉變，以增募土民來屯駐，來解決北人屯駐的困難。以武臣充任知州，防止諸蠻再亂。然而政治管理的難題依然未解，在「安邊弭兵」政策下，在不生事的要求和交趾的威脅下，對羈縻州統治困難，在氣候環境不能克服下，嶺南遣官依然困難重重。然而即使問題叢生，在長久的經營下，交趾邊地文化也產生融合現象。尤其交趾邊地人民往來頻繁，商業更加興盛。但是與交趾的密切往來，對於北宋而言，並非樂見，因為與交趾的商業，導致了北宋貨幣的紊亂，在在令宋廷產生危機感。所以即使交趾不斷要求，要有更緊密的商業活動，要開闢邕州市場，但宋廷依然堅決拒絕，只允許在廣州和欽、廉貿易。
到了「開疆納土」政策時期，為了開疆而對嶺南邊地有了更進一步的軍事編制。在省地方面，即置將以屯戍和以土丁、保丁、寨丁來屯駐，重用土著來防邊。另外，亦善用羈縻州各族群的力量，將羈縻州峒丁編制以戍邊，並改進軍事技術，善用此地的馬匹資源，並教導訓練羈縻州各族群為騎兵，增進防衛力量。在政治管理上，則會擅用土官管理，而當開發漸有成時，則改授流官資格，將羈縻州改為正州來管理，擴展宋的勢力，然而在交趾邊地左右江附近，還是多委以土官治理，企圖「以夷制夷」來防堵交趾。在交趾邊地，也因為土官的守禦，使交趾無法再越壘池一步。由於大量的「開疆納土」，統治區域擴大，所以在此時期乃大規模的省併州縣，達到統治的效益。然而官員人數有限，而邊地治理又問題眾多，官員往往病故，和開發治理時容易遭彈劾受罰，造成官員多不願前往。而經濟文化上，也由於行「開疆納土」之策，造成軍費支出龐大，入不敷出，造成財政上負擔。然而，由於將諸族納於一，彼此互相往來交流，使商業貿易更加興盛，並由於派官兵屯駐，或引土人駐紮，造成各族群聚一地，文化社會呈現出多元的色彩。由此可見，每一時期的政策實施，影響著邊地軍事的建置、政治的管理和經濟文化的發展。
北宋對交趾邊地的措施，是否會因為政策的變化，而產生了不同的定位呢？交趾在太祖太宗力行「先南後北」底定國家時，交趾即使政治上已自主，不受華夏政權約制，依然入貢稱臣，抱持「外臣內帝」的角色，丁朝對北宋一直謹守藩臣之禮，奠定了宋初藩臣的地位，交趾也成為境外藩鎮。即使隨著交趾越來越強盛，前黎朝輕視「安邊弭兵」下的北宋，已漸失藩臣之禮，然而名義上，依然受北宋的冊封，即使李朝採取一面蠶食，一面入貢的兩面手法，但北宋對交趾依然以藩鎮之名義長期而穩定的冊封著交趾，甚至當宋臣建議不用「功臣號」時，對於交趾依然保留「功臣號」。然而北宋時期，對交趾諸王的封號依然只僅於南平王、交趾郡王，並未封「國王」，所以對於北宋而言，交趾尚停留在藩臣的地位，一直要到南宋孝宗時，才封以「安南國王」，交趾才正式受北宋認定為國家。即使這些封號只是徒具形式，可看到北宋對於交趾的定位，表現在朝貢冊封上，依然堅持著藩臣之名義。
交趾入貢參與宴會時，由其位置可以看到其地位是比一般羈縻州土酋高，但卻比不上契丹和西夏。如同海外諸國，像占城、大食等。所以雖然其名義上藩鎮，卻與海外諸國同列，可見冊封封號是一回事，而實際的接待行為，卻視現實的政治狀況而定。像太祖、太宗時期，尚會遣使到交趾宣揚君恩，而真宗之後，即不再遣使，而派細作去勘察。可見，已呈現國與國的疏離。
北宋對於交趾進奉使十分優厚，待交趾進奉使之禮如同南海諸國進奉使的地位。但神宗的一場征討，力倡「開疆納土」統治群蠻，導致諸族入貢，令財政負擔沈重，故徽宗時整理禮制，要求羈縻小州不必前來朝貢，而交趾重新被定位為藩鎮，徽宗乃要沿途官吏對交趾進奉使以新禮待之，不必如同外國進奉使般優待之，而令交趾進奉使不滿。可見，在太祖太宗底定後，交趾被視為藩鎮，但為了攏絡和在「安邊弭兵」政策下，對交趾相當禮遇，即使冊封名號上為藩鎮，然而實際儀禮的進行被視為南海諸國之一，而到了「開疆納土」，攘夷的思想下，不再委曲求全加以攏絡，則強勢要求所受的接待要符合藩鎮地位。所以北宋一朝，對交趾的定位，從朝貢體制看，依舊是屬藩鎮，即使其間為了攏絡而予以南海諸國的地位，仍不改北宋尚未承認一國的事實。
然而在現實的行政地理區畫方面，則要很實際的視統治狀況來定位，而無法再滲雜名義和政策因素。首先從唐代到宋末的地理書，即《元和郡縣圖志》、《新唐書》、《南漢地理書》、《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中來比較正州的數目，可知唐代嶺南的範圍較為南漢和宋代大。唐代的嶺南道包括交趾各州，而南漢和宋中期，已不包括交趾。但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記》包括著交趾，所以宋初還認定交趾為統轄之地。但後來發展，令北宋不得不將交趾地區除外。而交趾地區，在唐代設置為安南都護府，而到了宋初太平興國年間，則被列為嶺南道，但到了宋神宗元豐時期，即將其列為省廢州軍，到北宋末年，己被視為化外州。在宋代的交趾，從嶺南道正州，而因控制不及被省廢，到完全無關係的化外州，甚至南宋的《越嶠記》，被視為外國－安南國。可見，即使交趾名義上是為藩鎮，還受北宋的冊封，但實際上與北宋的行政體系，已完全無關係了。
從北宋治交趾邊地政策來看，可得出北宋在邊地政策的建立，由於中央集權制的原因，君主的治邊理念導向對政策有大的影響。而當君主確立了政策導向後，基本上對任何邊地的政策原則都是一致的。會導致一致的原因，除了是君主個人的個性思惟外，也因為君主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當代輿論的看法的壓力，都是一致的，因此會產生政策原則的出現。故而有了「先南後北」、「安邊弭兵」、「開疆納土」等政策原則。而有了政策原則後，任何治邊措施即在此原則下進行。當北宋各君主在訂立治邊的大原則時，而三個不同特點政策，也代表著北宋治邊的三個時期。不管南邊、北邊，都秉著此原則。
然而北宋的治邊政策是具有現實主義的，為了符合現狀而修正，所以即使大原則一致，但在現實環境的急迫，會促使北宋有偏重西北的現象。因為南邊原本無強大敵人威脅，又是群蠻聚集之地，所以北宋只防地方割據，而未警覺敵人正在崛起，也為了防患西北強大的外患，而姑息放任威脅的形成。然而當外在威脅已危害到帝國的根本時，即是拔除心頭之患之時，所以有征交趾之舉。即使治邊有輕南的現象，也是因為南邊威脅並未有立即的危害，而等到危機一來臨，即會傾全力來防堵。所以基本上，當治邊原則一確立，南北治邊皆遵循此原則。但不可否認，由於長期以來，西北外患的問題較嚴重的，所以備邊與治邊也常受注目，而南邊的交趾，崛起時間並不長，又比不上遼和西夏的威脅感，所以往往被忽視。所以總體而言，在軍事設置比重上，依然是重西北輕西南的。
另外，從此論文的研究中，可得出邊地政策的確立，都受到前代經驗的影響和現實的左右。當交趾邊地地方土酋勢盛難治的情形下，太祖會放棄武力征服以招撫為上，而太宗雖想擁有唐時疆域，欲重納交趾，但在現實征討失利下只能放棄，棄武改以招撫。而真宗在前代戰亂的衝擊下，極思和平，力主安邊弭兵，仁宗雖然有心遵循，但是現實壓迫下，「安邊弭兵」原則的達成困難重重，所以仁宗也不得不改變武備空虛的狀況。英宗在位短暫，沒有作為，但是前朝遺留的問題，仍然要思解決。而神宗即在百廢待興下，不得不實施積極邊地政策，以「開疆納土」來解決邊地問題，而此政策有效的嚇阻外敵的步步進逼，便「開疆納土」實施至宋末。所以一項政策的實行，並不是一個君主的怯弱和好大喜功能解釋，其怯弱和好大喜功的背後，都是現實因素所促成。
最後，可知邊地政策與邊地經制惜惜相關，因為現實的環境，而使邊地需要符合現實的經制，而經制的結果，促使政策的產生，而政策的實施，又造成了現實的環境，彼此相互影響。致使宋廷對於交趾的定位改變，像在朝貢儀禮中，會因邊地政策不同而改變。然而對於政治地理的區畫，則影響不大。在現實的環境下，行政的區劃，即很明確的指出宋廷的控制力，呈現出交趾地區從正州成為「省廢州縣」、成為「化外州」、以致「外國」，印證著交趾已脫離中國而逐漸獨立。
論文報告摘要
交趾與嶺南關係深遠，從地理和交通來看，交趾和嶺南海岸相通、地勢相連、水系同源、氣候雷同，由於有共同的地理環境，產生相同的古文化。廣西和越南北部，自古即被稱為西甌，有著豐富的駱越文化。從考古文化中得知，越南和中國百越民族的新石器文化出自同源。而在青銅器文化方面，廣西更將中國青銅器文化傳至越南。所以越南北部和嶺南關係是十分親密的，而嶺南也是將中國文化傳到越南重要的媒介。文化之所以能傳播，主要是因為二者的交通。不管從海路到嶺南，或者是從陸路到嶺南，再經由嶺南到中原，或是直接由交趾直達中原，交通都是暢通無礙的。尤其交趾位居海上絲綢之路的要點，更是將南海珍寶輸往中原，是中外交流時重要港口，所以對於華夏政權而言，交趾是重要不可或缺的。
故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獲得南海經濟利益，將勢力擴展至南方，連帶的將中原文化有體系的輸入於嶺南百越地區。而後秦滅，趙佗自立建南越國，漢定天下，趙佗遣使納貢，直至武帝討平南越，嶺南和交趾內屬中國，交趾展開長期的北屬時代。然而政治上的統治，並不能消弭族群文化的鴻溝，尤其位居極南的交趾。以至於漢到唐代的北屬中國時期，交趾動亂不斷，反抗著中原政權。但是長期中原文化的浸潤，嶺南和交趾原本部落酋長的社會組織，產生了變化，中原官吏和土著酋長的長期勢力結合，逐漸發展出地方豪酋階級，掌控了嶺南和交趾地區。由於中原政權距離遙遠，在統治上只能與地方豪酋合作，靠地方豪酋穩固地方，使地方豪酋的勢力越來越擴大，故在唐末藩鎮割據時，出現了地方政權。
但是由於海上絲綢之路航道改變，廣州逐漸興起，逐漸取代交趾；又交趾諸酋曾多次勾結外族，欲擺脫中原的控制。所以，中原政權在南方的發展重心，逐漸偏重嶺南，動盪不安的交趾，政治、軍事、經濟上重要性不斷降落。在交趾對中原向心力的不足，和各土豪彼此以軍事競權鬥爭不休的政治混亂下，中原政權難以掌控交趾。在嶺南的廣州取代了交趾的經濟地位下，交趾對於中原政權，不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南漢興起後，穩定了嶺南地區，包容了來自中原的士人文化，形成了土豪與中原文化結合的政權，而交趾卻陷入了土豪互鬥的局面。所以當南漢在名義上受中原政權授予節度使、在地方和中原精英的結合、以中原文化自豪和聯姻時，交趾卻由於陷於政治混亂的局面，衰微的中原政權也鞭長莫及。交趾由於內爭，地方精英盡出，各土豪結招攬地方精英，為了結合勢力而彼此聯姻，企圖以凝結地方勢力以獲權。所以當嶺南往中原發展時，而交趾本土意識卻更加高漲。即使南漢曾一度將交趾納入，由於地方勢力興起，各地權柄未一致，即使征服了一方，統治時往往受到另一方的挑戰，使南漢不得不退出交趾，對交趾只能徒具形式的羈縻統治了。在交趾只是名義上向南漢朝貢時，當南漢政權瓦解於北宋時，交趾仍向北趙稱臣朝貢，成為北宋的藩臣。
北宋初期，趙氏積極的底定政權，為了避免兩面受敵，乃以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方式征討各地方政權，當嶺南南漢被肅平，交趾等各羈縻州，紛紛納貢臣服，太祖也停止了進一步討伐交趾動作，而太宗時期，前黎朝黎桓以武力取而代之，太宗又在北方受挫，故而討伐交趾。然而因為宋軍不適應北方氣候，諸軍多死於炎瘴，宋臣紛紛反對繼續征討交趾，太宗只能放棄交趾。黎桓為了取得正統地位，而入貢於北宋，太宗只能接納。太祖太宗皆對交趾採取「先武後撫」措施，太祖時，是因為國土未定，故招撫交趾，而太宗則因討伐失利，在北方敵人虎視耽耽的情形下，為了避免兩面受敵，而接納交趾入貢。再加上交趾經濟重心不像過去重要，長期的分離，地方遐遠，交通的阻斷，及交趾地方意識濃厚統治不易下，只能放棄對交趾的野心了，確立了對交趾「撫綏」之策。「撫綏」政策一確立，便「憚於征役」，交趾察覺北宋的「不欲用兵」心態，態度乃漸傲慢失藩臣之禮。北宋為了北方戰事的吃緊，南方交趾的不尊重及零星的入寇，則顯得較不急迫，故而在邊防的用心上，呈現出「重北輕南」的現象。
北宋初期的為了底定政權，造成長期的戰亂，令人心思「和」，太宗時即不斷有「通盟求和」的呼聲，而真宗「主和」，支持「主和」派，再加上現實的環境壓迫下，真宗定下「澶淵之盟」，力達「安邊弭兵」政策。為了達到「安邊弭兵」政策，真宗不斷告誡邊臣「安靜」為主，禁止緣邊居民入蠻境開發，在南方要求邊民不許入溪洞邀功生事。南方諸族有亂，即以金錢攏絡「撫慰和寧」為主，對於境內諸蠻的交相侵奪，則不予介入。一味的「姑息放任」的態度以治南邊。仁宗時亦沿續著「安邊弭兵」政策，然而真宗的忽略問題，並不能使問題消失，百弊在仁宗朝浮現，為了因應現實的問題，仁宗有了「慶曆變法」，然而仍然一心求和。但是光是「求和」，無法平息南方的動亂，仁宗對於南邊的亂事，展開治理的措施。首先，要解決長期空虛的南邊邊防問題，實施「以土人習戰」「優賞金帛，賞購賊首」，「駐軍屯田」等，興建了南方武備，解決南方動亂。然而等到亂事一平，又重回「安邊弭兵」，壓抑邊臣在邊地發展。英宗在位短暫，多是承襲。而總體而言，皆實施「安邊弭兵」政策。
北宋實行「安邊弭兵」政策時期時，交趾卻有著不同的發展。交趾前黎朝黎桓主政後，即以武力擴展勢力，南征北討實施「開疆拓土」政策。然而交趾內部繼承不穩，所以當黎桓去世後，交趾陷於奪權內亂，給予真宗喘息機會，未在真宗「安邊弭兵」時產生問題。但到了李朝崛起，李朝初期李公蘊傳位至李德政時，交趾政權亦不穩，導致李德政又在致力於平定內亂中，當時仁宗初繼位，交趾也未給仁宗帶來威脅。直至李德政穩定政權，致力於確認於其子李日尊的繼承，交趾不再內亂，再經交趾諸王的整理內政，使交趾政權大為發展。交趾的崛起後，便積極蠶食交趾邊地的各羈縻州，而北宋長期的輕忽南方，已對周遭交趾邊地羈縻州失去了控制力，各羈縻州籠罩在交趾勢力下。
在「安邊弭兵」政策下，真宗以「求和」的態度面對交趾，所以即使交趾正值亂起，邊臣建議趁機興兵討伐，真宗仍然不為所動，嚴斥邊臣不該生事。仁宗時交趾崛起，面對正在壯大的交趾，交趾為了「安邊弭兵」，依然「姑息放任」交趾的蠶食，英宗面對交趾的挑釁，也以「疆場無事」為理想。呈現出此時期的治邊是相當怯弱消極的。在如此的治邊態度下，分析其對交趾邊地的措施，如下：
首先，是不納交趾叛臣逃民，仍實施遣還不服交趾統治的各族群，隨著交趾的「開疆拓土」，邊地各族群在壓迫下，紛紛逃竄至宋境，請求庇護，然而為了不與交趾衝突，宋廷皆將其遣送。然而這些族群為了不想遭到迫害，多奮力一博逃竄在邊地，不願回交趾，成為邊地隱憂，邊臣提醒宋主，然而宋主仍然不予理會，導至仁宗皇祐年間發生儂智高之亂。而此措施實行的結果，是使宋南邊少了羈縻州各族群的屏藩，除了要面對交趾新政權外，還更與邊地各族群為敵，要防患交趾外，還要防止羈縻州民叛亂入寇。
再者，宋廷採取了不干涉主義。此時期的不干涉交趾以武力更迭政權，與太宗時丁朝被前黎朝取代，宋廷為表權威興兵討伐不同，宋廷即使征討失敗，也逼迫了黎桓遵循制度接替丁朝。然而在此時期，真宗朝為了避免糾紛，不過問交趾的武力奪權，造成宋廷地位更形低下。另外，放任交趾拓土擴張，當交趾南征占城，北佔邊地各羈縻州地時，宋廷不發一言任其擴展，即使占城不斷控訴交趾的惡狀，邊民不斷請求庇護，但是宋廷堅持採取不干涉、不介入的隔離主義，導致宋廷的權威，在南方邊地威權盡失，交趾更有恃無恐的擴張，恃強而驕的不斷入寇。
最後，宋廷採取「恩信撫綏」措施，為了不引起糾紛，接納交趾入貢，連詔諭之詞亦小心翼翼，盡可能答應其所求。並賜予豐富的賞賜予交趾，企圖以金錢攏絡的方式，維持雙方的關係。希望以「恩信撫綏」措施，平息交趾的進逼。然而，在宋廷步步退讓下，交趾卻看輕宋廷，尤其儂智高輕易的能亂嶺南各州，宋廷邊防失守的狀況，令交趾輕視。所以經常縱民入寇，蠶食邊地。北宋自儂智高之亂後，宋廷有所轉變，瞭解不能消極不理會邊地各族群，而不再拒絕各族群的來歸，並為了防堵儂智高勢力再起，對邊地加強防守。邊臣有心與交趾競爭，想阻止交趾的蠶食，而邊臣的經營更遭來交趾的報復，使邊地動盪不安。仁宗為了「不生事」，乃限制邊地的經制，加強對交趾的撫綏，更使交趾輕視之心再起，取得了儂智高留下的空白勢力，更加往宋土進逼。逼迫英宗在編土丁防守，納邊民以屏藩，企圖「以夷制夷」之措施，防堵交趾的擴張。
　　「安邊弭兵」政策時期下，所遺留的問題逐漸浮現，宋臣「尊王攘夷」的思想更加浮現，積極治邊的呼籲不斷被人提出。使神宗一繼位，即關注邊地問題。一改過去的怯弱，立志恢復中國的威權。然而治邊首要圖強，仍重用王安石變法，圖強以制夷，「開疆納土」政策乃形成。然而北宋在長期的「安邊弭兵」下，要轉變「開疆納土」政策，則需要先圖強再出擊。所以神宗初期國力未豐時保守治邊，等待累積實力後再納邊，然而當納邊受措時，則又回歸保守。神宗的「開疆納土」，遭到舊派人士反對，所以哲宗繼位初期，舊派反對「開疆納土」，回歸「主和退讓」，但退讓的結果讓敵人進逼，所以哲宗親政，重用新黨，又回歸「開疆納土」，徽、欽宗亦落實沿續。所以總體而言，自神宗到北宋末，「開疆納土」為其治邊特色。
在「開疆納土」政策時期，對交趾邊地，首先仍實行「修武納土」措施，即大行納土，並用過去屯駐開發有功的功臣蕭注，來防駐開發邊地。而此時期，是重在納土，還未有與交趾正面衝突的打算。瞭解邊地狀況後，即以進取取代防駐，以沈起和劉彞等人行爭族群、納逃民、築寨點集土丁為保伍和力行懲罰性外交。宋廷的積極經營，與強硬的競爭，與交趾勢力相抵觸，作入寇嶺南。面對交趾公然的挑戰北宋，入寇盤旋於宋境不肯離去，聯絡諸族群叛宋，神宗上下不能坐視疆域被侵佔，也為保國家安全，乃征討交趾。成功的肅平邊地各族群，獲得廣源等州。但進攻交趾時受挫，而退回防駐廣源等州。神宗乃將開疆所獲之處設為州縣，以官員直接統治，然而廣源等州管理的困難，像（１）瘴癘使屯駐派官困難（２）動盪不安使管轄困難（３）財政負擔使經略困難（４）眾臣反對使闢土困難，最後在交趾的請降入貢要求廣源等州下，只能歸地以撫綏。確立了「撫綏納土」政策。然而此時期的撫綏，不像「安邊弭兵」政策時期般怯弱，對於該守的原則不妥協，如不給勿陽與勿惡。但仍然為了不引發衝突，乃遷徙與交趾有仇隙的族群，以避免破壞雙方的和平。神宗確立了疆域，劃定雙方疆域。哲宗初繼位，治邊又回歸保守，交趾想趁機要回勿陽勿惡，然而宋廷堅持不予理會。同樣以土官來防邊地，所以神宗之後，宋廷對交趾邊地政策並未有太多的變化。
不同政策時期下，對於邊地的經制也產生了影響。不同的政策時期下，在邊地的經制上產生不同的風貌。在國家底定時期，對邊地政策，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奠定，所以在軍事上，先重用武將，以武力控制地方，並將地方軍力收回中央，並重置嶺南兵力。而在政治上，收納群蠻以羈縻統之，並架構地方行政體制，為了達到直接統治的目的，進行省併州縣和行政地理的區劃，並依此區畫派任官員。在經濟文化上，則力行中原化，試圖改變嶺南的文化，在經濟上改商易農。
而在行「安邊弭兵」政策時期中，為了使五代以武力割據地方不再發生，乃採取了空虛嶺南邊防的措施，造成嶺南禦邊設備不足。又為了防止武將擁兵自重，乃重用文臣總制邊事，而文臣治邊多消極姑息。再加上嶺南多瘴癘，造成屯駐困難，使交趾和嶺南邊地的國防產生空洞。嶺南交趾邊地的防禦不足，給予邊地諸蠻動亂的機會，一場儂智高之亂，曝露了交趾邊地問題。逼使宋廷轉變，以增募土民來屯駐，來解決北人屯駐的困難。以武臣充任知州，防止諸蠻再亂。然而政治管理的難題依然未解，嶺南遣官依然困難重重。然而即使問題叢生，在長久的經營下，交趾邊地文化也產生融合現象。尤其交趾邊地人民往來頻繁，商業更加興盛。但是與交趾的密切往來，對於北宋而言，並非樂見，因為與交趾的商業，導致了北宋貨幣的紊亂，在在令宋廷產生危機感。所以即使交趾不斷要求，要有更緊密的商業活動，要開闢邕州市場，但宋廷依然堅決拒絕，只允許在廣州和欽、廉貿易。
到了「開疆納土」政策時期，為了開疆而對嶺南邊地有了更進一步的軍事編制。在省地方面，即置將以屯戍和以土丁、保丁、寨丁來屯駐，重用土著來防邊。另外，亦善用羈縻州各族群的力量，將羈縻州峒丁編制以戍邊，並改進軍事技術，善用此地的馬匹資源，並教導訓練羈縻州各族群為騎兵，增進防衛力量。在政治管理上，則會擅用土官管理，而當開發漸有成時，則改授流官資格，將羈縻州改為正州來管理，擴展宋的勢力，然而在交趾邊地左右江附近，還是多委以土官治理，企圖「以夷制夷」來防堵交趾。在交趾邊地，也因為土官的守禦，使交趾無法再越壘池一步。由於大量的「開疆納土」，統治區域擴大，所以在此時期乃大規模的省併州縣，達到統治的效益。然而官員人數有限，而邊地治理又問題眾多，官員往往病故，和開發治理時容易遭彈劾受罰，造成官員多不願前往。而經濟文化上，也由於行「開疆納土」之策，造成軍費支出龐大，入不敷出，造成財政上負擔。然而，由於將諸族納於一，彼此互相往來交流，使商業貿易更加興盛，並由於派官兵屯駐，或引土人駐紮，造成各族群聚一地，文化社會呈現出多元的色彩。由此可見，每一時期的政策實施，影響著邊地軍事的建置、政治的管理和經濟文化的發展。
北宋對交趾邊地的措施，是否會因為政策的變化，而產生了不同的定位呢？交趾在太祖太宗力行「先南後北」底定國家時，交趾即使政治上已自主，不受華夏政權約制，依然入貢稱臣，抱持「外臣內帝」的角色，丁朝對北宋一直謹守藩臣之禮，奠定了宋初藩臣的地位，交趾也成為境外藩鎮。北宋時期，對交趾諸王的封號依然只僅於南平王、交趾郡王，並未封「國王」，所以對於北宋而言，交趾尚停留在藩臣的地位，一直要到南宋孝宗時，才封以「安南國王」，交趾才正式受北宋認定為國家。即使這些封號只是徒具形式，可看到北宋對於交趾的定位，表現在朝貢冊封上，依然堅持著藩臣之名義。
然而在現實的行政地理區畫方面，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記》包括著交趾，所以宋初還認定交趾為統轄之地。但到了宋神宗元豐時期，即將其列為省廢州軍，到北宋末年，己被視為化外州。南宋的《越嶠記》，被視為外國－安南國。可見，即使交趾名義上是為藩鎮，還受北宋的冊封，但實際上與北宋的行政體系，已完全無關係了。
從北宋治交趾邊地政策來看，可得出北宋在邊地政策的建立，由於中央集權制的原因，君主的治邊理念導向對政策有大的影響。而當君主確立了政策導向後，基本上對任何邊地的政策原則都是一致的。會導致一致的原因，除了是君主個人的個性思惟外，也因為君主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當代輿論的看法的壓力，都是一致的，因此會產生政策原則的出現。故而有了「先南後北」、「安邊弭兵」、「開疆納土」等政策原則。而有了政策原則後，任何治邊措施即在此原則下進行。當北宋各君主在訂立治邊的大原則時，而三個不同特點政策，也代表著北宋治邊的三個時期。不管南邊、北邊，都秉著此原則。
然而北宋的治邊政策是具有現實主義的，為了符合現狀而修正，所以即使大原則一致，但在現實環境的急迫，會促使北宋有偏重西北的現象。因為南邊原本無強大敵人威脅，又是群蠻聚集之地，所以北宋只防地方割據，而未警覺敵人正在崛起，也為了防患西北強大的外患，而姑息放任威脅的形成。然而當外在威脅已危害到帝國的根本時，即是拔除心頭之患之時，所以有征交趾之舉。但不可否認，由於長期以來，西北外患的問題較嚴重的，所以備邊與治邊也常受注目，而南邊的交趾，崛起時間並不長，又比不上遼和西夏的威脅感，所以往往被忽視。所以總體而言，在軍事設置比重上，依然是重西北輕西南的。
另外，從此論文的研究中，可得出邊地政策的確立，都受到前代經驗的影響和現實的左右。當交趾邊地地方土酋勢盛難治的情形下，太祖會放棄武力征服以招撫為上，而太宗雖想擁有唐時疆域，欲重納交趾，但在現實征討失利下只能放棄，棄武改以招撫。而真宗在前代戰亂的衝擊下，極思和平，力主安邊弭兵，仁宗雖然有心遵循，但是現實壓迫下，「安邊弭兵」原則的達成困難重重，所以仁宗也不得不改變武備空虛的狀況。英宗在位短暫，沒有作為，但是前朝遺留的問題，仍然要思解決。而神宗即在百廢待興下，不得不實施積極邊地政策，以「開疆納土」來解決邊地問題，而此政策有效的嚇阻外敵的步步進逼，便「開疆納土」實施至宋末。所以一項政策的實行，並不是一個君主的怯弱和好大喜功能解釋，其怯弱和好大喜功的背後，都是現實因素所促成。
最後，可知邊地政策與邊地經制惜惜相關，因為現實的環境，而使邊地需要符合現實的經制，而經制的結果，促使政策的產生，而政策的實施，又造成了現實的環境，彼此相互影響。致使宋廷對於交趾的定位改變，像在朝貢儀禮中，會因邊地政策不同而改變。然而對於政治地理的區畫，則影響不大。在現實的環境下，行政的區劃，即很明確的指出宋廷的控制力，呈現出交趾地區從正州成為「省廢州縣」、成為「化外州」、以致「外國」，印證著交趾已脫離中國而逐漸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