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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中、韓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鮮朱子學儒者為中心的觀察
作者:蔡至哲
作者(外文):Chih-Che Tsai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國家發展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志銘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9
主題關鍵詞:朱熹本末一貫道統後三代中華秩序沃格林存在的飛躍朝鮮朱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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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東亞儒學視野,參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秩序研究,關注中、韓儒者之思想,特別是朝鮮朱子學之發展,藉以思考朱子學秩序關懷裡的價值與界限。朱熹透過區別1.「三代」;2.「孟子死後的漢唐千五百年間」;3.「二程及朱熹自己所處的宋代」。建立了「道學」的歷史觀,讓「道學」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批判漢、唐的失序。沃格林曾定義西方歷史上所謂「存在的飛躍」就是與原有帝國秩序的決裂,走向了分殊的秩序(differentiated order)。朱熹以道統的高度,對傳統漢唐中華秩序進行批判,可類比沃格林思想,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之飛躍」。
然而,傳統東亞秩序強調一元性、整體性、政教合一的特質,若溯其根源,也與朱熹高舉《大學》的「貫穿本末」,全面恢復秩序的思維,有其深刻關連。對近世東亞儒學之發展更有深遠影響。明清兩代皇權以全面掌握秩序之名,將「道統」的話語權竄奪,使統治者變成「政治」、「文化」無上的權威。實質上否定了朱熹思想的緊張性與對皇權批判反省的可能。當全面恢復秩序的企圖,喪失了對真理的不確定感與緊張性,而代之以如沃格林所說的靈知主義式的不寬容與壓迫,其實反而帶給人更多關於秩序的困惑與憂慮。
朝鮮儒者希冀傳承「後朱子時代」的道統。在明清鼎革的歷史巨變之際與失序危機感中,重塑了以道統為依歸的中華秩序。類比沃格林思想,可以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飛躍」。值得吾人在今日重新反思何為「中華秩序」之時作為參照。1945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使中國歷史發展往文化傳統與民主自由理念去接枝,也如同對中華秩序進行了再創造。即便經過了所謂「去中華」後,透過深化民主、保護、尊重多元價值與信仰,重新詮釋傳統,最終仍可以以全新的再創造後之樣貌「再中華」。
關鍵字:朱熹 道統 後三代 中華秩序 沃格林 本末 朝鮮朱子學
Abastr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and Korean Confucia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Vögelin’s studies of order. I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Learning of Zhu Xi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the values and the limits of solicitude from Zhu Xi’s understanding of order. Zhu Xi construc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by defining the Three Sagely Reigns, the 1500 years ( Han and Tang being the two illustrious dynasties ) after the demise of Mencius, and Song Dynasty where Zhu Xi, Chen Yi, Chen Hao lived; thus seizing moral high ground to criticize the disorder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y. In Vögelin’s studies he defined “leap in being” in Western history as breaking up with the established imperial order into a differentiated order. Resembling the method of Vögelin, Zhu Xi’s criticizing of the “China Order” of Han and Tang Dynasty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leap in being” from a Confucian Orthodoxy point of view. Nonetheless tracing the root of traditional East Asian Order, emphasizing unity, integrity, and caesaropapism was much related to Zhu Xi’s thoughts of promoting All-pervading Unity and thoroughly restoring order, which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arly modern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Neo-Confucianism. Imperial regim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began to dominate the discourse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made the despots the absolute authoritaria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which denied the tension of Zhu Xi’s though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izing imperial regimes. Hence when Ming and Qing’s attempt to restore order substituted the search for truth with gnostic intolerance and oppression, there was more confusion and doubt about order among the people. Korean Confucians wished to inherit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in the post-Zhu Xi era and strived to reconstruct the China Order centered on Confucian Orthodoxy during periods of tremendous change from Ming to Qing, which was overwhelmed with crisis awareness resulted from disorder. Parallel to the thoughts of Vögelin, the attempt of Korean Confucian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leap in being” of the China Order and is worthwhile for us to refer to when reflecting on the China Order today. Since 1945 the Taiwan-based Republic of China (R.O.C.) has not only adapted democracy but also preserved Chinese traditions,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as undergoing a kind of recreation of the China Order. Notwithstanding the desinicization nowadays, from the case of R.O.C in Taiwan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brand new facets of future resiniciz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cultivating democracy, respecting diverse values and beliefs, and reinterpreting tradition.
초록
본문은 동아시아 유학의 시야로 중국과 한국 양국의 유학자의 사상, 특히 조선 주자학의 발전에 주목하고 워글린의 질서에 관한 연구를 참조하여 주자의 질서 사상의 가치와 한계를 밝히고자 한다. 주희는 1.‘삼대’, 2.맹자 사후부터 한∙당(汉唐)을 거쳐 송대까지의 세월, 3. ''이정(二程)과 주희 자신이 처한 송대''를 구분하여 ‘도학''의 역사관을 세워 ‘도학''의 도를 한층 더 올림으로써 한∙당의 혼란스러운 질서를 비판한다. 워글린(Voegelin)은 서양역사에서의 ‘존재적인 비약''을 우주론적 신화질서와의 결별로 정의하였고 둘이 서로 다른 질서(differentiated order)로 향하여 발전함을 주장하였다. 주희가 전통적인 입장에 서서 한∙당 중화질서에서의 분수(分殊)와 초월을 비판한다. 워글린의 학설로 비유하면, 동아시아 역사 담론에서 천하질서의 ‘존재적인 비약''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그런데 전통적인 동아시아 질서는 일원성, 정체성, 정교합일(政教合一)의 특징을 강조한다. 그 근원을 거슬러 올라가면 주희가 주장하는『대학』에서의 본말을 관통하는 사상, 그리고 질서를 전면적으로 회복하는 사유와 깊은 관련이 있다. 이는 근세 동아시아 유학의 발전에 뿌리 깊은 영향을 미치며 동아시아 근대까지 지속적으로 발효해왔다. 명청 시대의 집권적인 군주는 유생에 대한 포용이 더 적고, 통제가 더 심해졌으며, 왕권은 이미 ''도통''의 발언권을 빼앗고 통치자는 정치나 문화 영역에서 절대적인 권위를 지녔다. 이는 주희 사상의 긴장과 왕권에 대한 비판적 성찰의 가능성을 실질적으로 부정한 것이다. 질서를 전면적으로 회복함에도 불구하고 유자는 진리에 대한 불확실과 긴장성을 상실하여, 대신에 워글린이 말한 영지주의적인 무관용과 억압은 오히려 질서에 대한 당혹감과 우려를 더 했다.
조선의 유자들은 ''포스트 주자시대''의 도통을 이어가기를 통하여 명청교체의 역사적인 격변과 무질서의 위기감 속에서 도통을 중심으로 한 중화질서를 재조명하려고 하였다. 워글린의 사상으로 비유하자면 중화질서 아래 ‘존재하는 재도약’으로 간주될 수 있다. 이는 오늘날 우리가 ''중화질서''의 의미를 다시 생각해 볼 때 참고로 삼을 수 있다. 1945년 이후 대만에서 중화민국이 중국의 역사발전을 문화전통과 민주자유이념으로 바꾼 것은 중화질서의 재창조와 같다. 중화의 영향을 지우고 나서 민주주의를 심화시키고 다원적 가치와 신앙의 존중 및 보호, 그리고 전통에 대한 재해석 등을 통하여 결국 완전히 새로운 중화를 재창조할 수 있다.
키워드: 주희, 본말일관, 도통, 후삼대, 중화실서, 워글린, 존재적인 비약, 조선주자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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