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出現了「唱自己的歌」的運動，這是當時愛好唱歌的大專院校學生們，尋求新文化主體性的一種表現方式。它的出現不僅是一連串視界政經、軍事、思想、文化等事件下的產物，也是台灣年輕人反對美國文化霸權的一種文化實作（楊祖珺 2003：xix）。張釗維（2003）將 1970年代的「民歌運動」概分為三種類型：一、中國現代民歌；二、淡江─夏潮路線民歌：三、新興唱片工業與校園歌曲。三者的理念與實踐路線不同，但共同點是，「校園民歌」是大學知識份子開始從非嚴肅音樂、非官方意識型態的角更，建構自己介入通俗音樂生產和傳播的正當性管道。從青年音樂主體與政權交會的基本關係來看，1970年代台灣社會在內、外政治因素的制約下，國民黨政府已經不再有能力去完全掌控或清洗所有的流行音樂，同時進而直接控制每一個人的腦袋與身體。這時候崛起的民歌運動與校園歌曲，便成為執政者意圖扳回國家與青年關係的政治潤滑劑，其制更性的代理機構就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 校園民歌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異質的、被多股力量穿透乃至於撕裂的文化形構場域。過去以來不少的民歌研究路線，讓我們將焦點集中在高層文化及通俗文化之間的交流、辯證，或者是民族主義的音樂社會實踐，「金韻獎」、「民謠風」等音樂工業的介入，但種種的探討卻獨漏以「族群（文化混合）」為角更的音樂分析視野。因此，也削弱了音樂作為一門「微型政治」（micropolitics）、一套整頓紀律以利於政府管理人民精神思想的多重分析。 本文旨在以發源於台東地區原住民社會傳唱的「山地國語歌曲」為底，討論一種演變後流行於 1970年代台灣大專院校各類社團，卻一直缺乏充分檢視的另類「校園歌曲」：救國團團康歌曲。本文將試圖說明兩種音樂間彼此的共生與共謀關係，它如何藉由自強活動與服務性社團導入校園，並外擴到各級教育系統與政治場合，它的文化政治符碼如何解讀？本文認為，整部救國團團康音樂史，也就是 1970年代原住民社會傳唱歌曲如何被國家含納、轉化、協調，進而在校園青年社群加以有效傳播、製造出新社會秩序的文化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