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淡新檔案》為素材，以清末發生於北臺灣的三件中國帆船搶船事件為例，從搶船者、被搶者、地方衙門以及地方頭人等四個行動者的行動和策略，來說明沿海聚落搶船習慣的緣起及其持續存在的理由。 搶船是臺灣某些漁村「沒有犯罪感」的集體行動。漁村的生計型態或許是型塑村民集體搶船的結構性因素，也是他們主張遭難物財產所有的緣起。由於其生業模式需要依賴大量人力和共同出資，使村落的凝聚力甚高，而集體地搶船、逃避官差追捕，甚至從官差手中搶回被拘押的村民。 搶船習慣的持續存在和風行，則與原告遭遇、衙門的地方治理策略以及追贓成效有關。由於客商呈控比在地郊商費時且效果不彰，導致他們往往不報案，而助長搶船風氣。其次，清末北臺灣的地方衙門因默認習慣與法律的對抗、考量控制成本和社會治安的實際地方治理需要，以及無力緝拿首犯歸案，乃採從輕完結來裁斷。從輕完結和無力緝捕首犯，無疑更催化沿海聚落搶船習慣的盛行。再者，官方的審理邏輯以追贓為原則，調解和追贓則透過地方頭人和業戶來進行。然而，追贓成效有限，又常轉嫁頭人墊賠，顯現即使透過地域社會權力的運作也無法有效追緝搶犯，取回贓物，而杜絕沿海聚落的搶船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