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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唐代河北地區與中央政治關係之研究
作者:傅安良
作者(外文):Fu, An-Liang
校院名稱:中國文化大學
系所名稱:史學系
指導教授:王吉林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3
主題關鍵詞:河北藩鎮節度使河朔故事元和中興Hebeiprovincial commandmilitary governorshipHeshou IndependenceYuan-Ho resu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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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區域,既具有防守邊疆的戰略地位,又是物產豐饒、人口眾多、交通便利、經濟發達之處,因此在隋唐仍是重要的區域。
唐初,來自關隴的李唐政權對河北道始終懷有疑慮,甚至有所歧視。可是,唐高祖與唐太宗的用人並不僅限於關隴集團,從唐初河北道刺史與縣令的的人選來看,可以發現除重用關隴集團外,也啟用了不同地區及不同文化性質的人士為唐效命。
唐初主要外患為突厥,但對東北的經營仍不忽視。高宗時平定高麗,但自從吐蕃成為唐朝邊防的重心後,唐朝不得不在東北方面轉採消極的政策。武后時營州李盡忠與孫萬榮的叛亂,節度使體制從此形成。節度使原本設於邊境,著重在軍事機能,兼領採訪處置使後,權力因而大增。天寶十四載(755),身兼范陽、平盧與河東三道節度使的安祿山叛變,叛亂後唐朝由勝而衰。
安史亂後唐朝形成藩鎮體制,而藩鎮、宦官與朋黨係造成唐朝滅亡的三大原因。肅宗起藩鎮林立內地,代宗廣建節度使外,採僕固懷恩之議,封田承嗣等安史降將為河北地區的節度使,埋下日後河北三鎮尾大不掉的根源。
肅宗起,唐朝皇帝對於河北三鎮都採「姑息政策」,惟憲宗以武力強硬對付藩鎮,獲致「元和中興」的成就。穆宗時,魏博、成德與幽州鎮復叛,直到唐末。
固然,河北三鎮長期割據,擁兵固城,官吏自署,遵守「河朔故事」,彼此勾結以對抗中央,猶如半獨立狀態,唐中央也無力制服。但究其實,其與唐廷的關係並不如陳寅恪所言截然切割、斷裂分明的,而是彼此間仍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bei Region and the Central Author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Being an abundant, populous, convenient, and prosperous area, Hebei had been a leading region in defending the frontier since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Hebei was still a principal district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the early Tang,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Li Tang was cautious, or even biased about Hebei Dao. But Emperor Kao Tsu and Emperor Tai Tsung chose their ministers both from Kuan Lung aristocracy and beyond. In terms of the choice about Hebei Dao Prefects (tzu-shih) and county magistrates (hsien-ling), both emperors chose men of ability from diverse regions and cultures, not confined to Kuan Lung aristocracy.
In the early Tang, the central authority did not igno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Dongbei region, though with a foreign threat of Turks (Tu-chueh). Ever since Tibet (Tu-fan) became the focus of national defense in Tang period, the authority was forced to turn passiv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Dongbei. The institution of military governorship (chieh-tu shih) was formed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of Li Chin-chung and Sun Wan-jung during the reign of Empress Wu. At first, the military governorship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rontier for the purpose of military defense. Later when military governorship was additionally endowed with the duty of civil inspecting commissioner (tsai-fang chu-chin shih), the governors gained greater power. In the year of Tien Pao fourteen (755), the military governors of three Daos—Fan Yang, Ping-Lu, Hedao, An Lu-shan, rebelled against Tang. Since then, Tang dynasty declined drastically.
After AnShi rebellion, the system of provincial command (fan-chen) was established, and thus provincial commands, eunuchs, cliques altogether caused the down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Su-tsung, provincial commands were set up everywhere. Subsequently Emperor Dai-tsung appointed a great number of military governors. Adopted Pu-gu Huai-en’s opinion, Emperor Dai-tsung appointed Tiencheng Suu, the ex-rebel general from Anshi rebellion, as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Hebei region. Such appointments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to eradicate the provincial commands.
From Su-tsung onward, the Tang emperors adopted a policy of appeasing toward the three provincial commands in Hebei region. However, Emperor Hsien-tsung took tough measures to deal with provincial commands, and he succeeded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Yuan-Ho resurgence.” In the rule of Emperor Mu-tsung, the provinces of Wei-po, Cheng-de, Youzou rebelled once and again until the end of Tang.
It is assumed that the three provincial commands of Hebei region had long been separated and independen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y built up the army and fortified their bases, following their own rules. United with one another, the three provincial commands fought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intained a semi-independent state that Tang authority was unable to suppres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three provincial commands of Hebei kept with Tang court an ambiguous relationship, not as clear-cut as what Chen Yinke claimed.
一、史料
(一)基本史料
(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漢)班 固撰,《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4年。
(唐)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唐)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唐)魏徵、令狐德棻等撰 ,《隋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
(唐)李林甫等撰 ,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唐)杜 佑撰,王文錦等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唐)林 寶撰,《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
(宋)王 溥撰,《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宋)王 溥撰,《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宋)王欽若、楊億等編 ,《冊府元龜》,臺北,大化書局,1984年。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臺北:西南書局,1982年。
(宋)李 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
(宋)李 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
(元)李 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宋)薛居正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5年。
(二)一般史料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唐)元 稹撰,《元稹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
(唐)白居易撰,《白居易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
(唐)李 泰撰,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北京,2010年。
(唐)李 肇撰,《唐國史補》,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唐)杜 牧撰,《樊川文集》,臺北,漢京文化出版公司,1983年。
(唐)封 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唐)姚汝能撰,曾貽芬點校,《安祿山事迹》,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唐)張 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唐)裴庭裕撰,田廷柱點校,《東觀奏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唐)劉 餗撰,程毅中點校,《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唐)鄭處誨撰,田廷柱點校,《明皇雜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唐)韓 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
(唐)權德輿撰,《權載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五代)王仁裕撰,曾貽芬點校,《開元天寶遺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五代)王定保撰,(清)蔣光煦校,《唐摭言》,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
(宋)王 存撰,《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宋)王象之撰 ,《輿地紀勝》,臺北,文海書局,1971年。
(宋)王 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宋)宋 綬、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宋)洪 邁撰,《容齋隨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宋)范祖禹撰,《唐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宋)陳 思撰,(清)陸心源校,《寶刻叢編》,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 藝文印書館,1968年。
(宋)樂 史撰 ,《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宋)錢 易撰,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
(明)顧炎武撰 ,(清)黃汝能集釋,《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
(清)王夫之撰,《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清)王 昶撰,《金石萃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
(清)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年。
(清)吳廷燮撰,《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清)徐 松撰,趙守儼點校,《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清)陸增祥撰,《八瓊室金石補正》,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
(清)陸耀適纂,《金石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
(清)勞格、勞鉞撰,徐敏霞、王桂珍點校,《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清)勞格、勞鉞撰,張忱石點校,《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宏業書局,1982年。
(清)董 誥等編,《全唐文及拾遺》,臺北,大化書局,1978年。
(清)趙 翼撰 ,《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
(清)趙 翼撰 ,《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清)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
李希泌主編,《唐大詔令集》(補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吳剛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2006年。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三)墓誌銘
王仁波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有海帆、孫蘭風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大學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孟繁峯、劉超英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北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吳樹平、趙超、傅洋、張寧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北附遼寧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編,《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郝本性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南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二、一般論著
王小甫主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王永興撰,《唐代前期軍事史略論稿》,北京,崑崙出版社,2003年。
王永興撰,《唐代後期軍事史略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王吉林撰,《唐代宰相與政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王仲犖撰,《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王仲犖撰,《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王怡辰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王勛成撰,《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王 恢撰,《中國歷史地理》,臺北,學生書局,1976年。
王壽南撰,《隋唐五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
王壽南撰,《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80年。
王壽南撰,《唐代政治史論集》增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王壽南撰,《唐代的宦官》,臺北,正中書局,2004年。
毛漢光撰,《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
毛漢光撰,《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唐代的行政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史念海撰,《中國史地論稿》(河山集) ,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
史念海主編,《唐史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全漢昇撰,《中國經濟史研究》,臺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
石雲濤撰,《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任士英撰,《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任育才撰,《唐德宗奉天定難及其史料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0年。
池田溫撰,《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八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十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
吳松弟編撰,《兩唐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吳宗國撰,《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吳宗國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李治安主編,《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 年。
立治亭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李孝聰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李松濤撰,《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
李樹桐撰,《唐史研究》,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
李樹桐撰,《隋唐史別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李樹桐撰,《唐史考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5年。
李錦繡撰,《唐代財政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李鴻賓主著,《隋唐對河北地區的經營與雙方的互動》,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年。
谷川道雄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所起的作用》, 京都,玄文社,1989年。
谷川道雄撰,馬彪譯,《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谷川道雄撰,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谷霽光撰,《府兵制度考釋》,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年。
呂亞力撰,《政治學:從權力角度之政治剖析》,臺北,東華書局,2008年。
邱添生撰,《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周田青等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周振鶴撰,《體國經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國行政區劃沿革史》,九龍,中華書局,1990年。
郁賢皓撰,《唐刺史考》,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年。
胡如雷撰,《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胡阿祥主編,《兵家必爭之地─中國歷史軍事地理要覽》,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
苑書義、孫寶存、郭文書、孫繼民等編,《河北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凍國棟撰,《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凍國棟撰,《中國人口史‧隋唐五代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唐長孺、吳宗國、梁太濟、宋家鈺、席康元等編,《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馬大正主編,《中國東北邊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馬自力撰,《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夏 炎撰,《唐代州級官府與地域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翁俊雄撰,《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
翁俊雄撰,《唐初政區與人口》,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0年。
翁俊雄撰,《唐朝鼎盛時期政區與人口》,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5年。
翁俊雄撰,《唐後期政區與人口》,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9年。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唐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章 羣撰,《唐代蕃將研究》,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6年。
章 羣撰,《唐代蕃將研究》(續編),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0年。
陳志堅撰,《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陳長征撰,《唐宋地方政治體制轉型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
陳寅恪撰,《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年。
陳寅恪撰,《金明館叢稿初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陳寅恪撰,《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陳 爽撰,《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國立編譯館主編、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
張正田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臺北,稻香出版社,2007年。
張玉興撰,《唐代縣官與地方社會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年。
張 沛編著,《唐折衝府匯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張金鑑撰,《中國政治制度史》,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
張國剛撰,《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張國剛撰,《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張國剛主編,《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黃正建主編,《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黃永年撰,《唐代史事考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
黃 樓撰,《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馮金忠撰,《唐代河北藩鎮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
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上下),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年。
傅安良撰,《唐代的縣與縣令》,臺北,花木蘭出版社,臺北,2010年。
傅樂成撰,《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楊 遠撰,《唐代的鑛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
葉 煒撰,《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鄒逸麟主編,《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鄒逸麟撰,《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寧 欣撰,《唐代選官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寧 欣撰,《唐史識見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劉俊文主編,夏日新、韓昇、黃正建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劉開揚撰,《高適詩集編年箋註》,臺北,漢京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劉琴雨撰,《唐代武官選任制度初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鄧綬林、劉文彰、楊積餘編著,《河北省地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熊文釗撰,《大國地方─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憲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賴瑞和撰,《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
賴瑞和撰,《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盧建榮撰,《飛燕驚龍記: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與沒有歷史的人(763~873)》,臺北,時英出版社,2007年。
冀朝鼎著,朱詩鰲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戴偉華撰,《唐代方鎮文職僚佐考》修訂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戴偉華撰,《唐代文學研究叢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隋唐五代十國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年。
嚴耕望撰,《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出版社,1969年。
嚴耕望撰,《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卷〈河東河北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

三、期刊論文
(一)中文
于賡哲撰,〈隋、唐兩代伐高麗比較研究〉,收入王小甫主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毛漢光撰,〈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之社會與文化─舉在籍大士族為例〉,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唐與社會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內藤湖南撰,〈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黃約瑟譯,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臺北:文津出版公司,1999年)
王吉林撰,〈唐太宗的對外經略及其困境〉,《史學彙刊》16,1990年。
王怡辰撰,〈由武宗會昌錢看經濟領域的割據〉,《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37,2005年。
王援朝撰,〈唐代藩鎮分類芻議〉,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5輯,1990年。
王義康撰,〈唐河北藩鎮時期人口問題試探〉,《河南社會科學》1,2005年。
王德權撰,〈中晚唐使府僚佐昇遷之研究〉,《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1,1984年。
王 劍撰,〈另一種和親─也談中唐以後公主下嫁藩鎮問題〉,《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3,2006年。
王賽時撰,〈唐代中後期的軍亂〉,《中國史研究》3,1989年。
方積六撰,〈唐代河朔三鎮「胡化」說辨析〉,收入《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
方積六撰,〈唐及五代的魏博鎮〉,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資料─唐長孺教授八十大壽紀念專輯》(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
仇鹿鳴撰,〈陳寅恪「山東集團」辨析〉,《史林》5,2004年。
牛潤珍撰,〈魏晉北朝幽冀諸州要論¬-兼談南北東西形勢的形成〉,收入谷川道雄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京都,玄文社,1989年)。
史念海撰,〈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區的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3,1962年。
伍伯常撰,〈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論中唐以來制禦藩鎮戰略格局的形成〉,《東吳歷史學報》6,2000年。
石雲濤撰,〈唐代幕府辟署制之認識〉,《許昌師專學報》1,1997年。
朱小琴撰,〈唐初的民族政策〉,《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2003年。
朱德軍撰,〈試論地方性軍人集團與唐代中後期的「地方獨立化」〉,《青海師範大學學報》5,2009年。
朱德軍撰,〈唐代中後期「地方獨立化」問題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2009年。
谷川道雄撰,〈關於河朔三鎮藩帥的繼承〉,收入《第一屆唐代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
谷霽光撰,〈安史亂前的河北道〉,《燕京學報》19, 1935年。
林偉洲撰,〈唐河北道藩鎮的設置、叛亂與轉型-以安史之亂為中心〉(上)《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3,2009年。
林偉洲撰,〈唐河北道藩鎮的設置、叛亂與轉型─以安史之亂為中心〉(下),《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4,2009年。
竺可楨撰,〈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1972年。
吳宏崎、黨安榮撰,〈隋唐時期氣候冷暖特徵與氣候波動〉,《第四季研究》1,1998年。
吳松第撰,〈盛唐時期的人口遷移及其地域特點〉,收入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李孝聰撰,〈論唐代後期華北三個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92年。
李松濤撰,〈論契丹李盡忠、孫萬榮之亂〉,收入王小甫主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李松濤撰,〈試論安史亂前幽州防禦形勢的改變〉,收入王小甫主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李治濤撰,〈試析唐代河北地區的胡化〉,《黑龍江史志》24,2008年。
李天石撰,〈略論唐憲宗平定藩鎮的歷史條件與個人作用〉,《浙江師大學報》6,2001年。
李宗保、曾敏撰,〈試論唐末藩鎮對昭宗朝政局的影響〉,《史學月刊》3,1993年。
李 蓉撰,〈唐初兩蕃與唐的東北策略〉,《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3年。
李蓉、蹇福闊撰,〈遼西兩蕃與高宗朝東、西戰局之關係〉,《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2,2003年。
李懷生撰,〈試論唐憲宗削藩戰爭的策略失誤〉,《晉陽學刊》3,1991年。
金瀅坤撰,〈論中晚唐河朔藩鎮割據與聯姻的關係─以義武軍節度使陳君賞墓誌為中心〉,《學術月刊》12,2006年。
金寶祥撰,〈安史亂後唐代封建經濟的特色〉,收入氏著《唐史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
孟彥弘撰,〈姑息與用兵─朝廷藩鎮政策及其實施〉,《唐史論叢》第12輯,2010年。
屈 弓,〈關於唐代水利工程的統計〉,《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1994年。
胡如雷撰,〈唐五代時期的「驕兵」與藩鎮〉,收入氏著《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胡如雷撰,〈唐代牛李黨爭研究〉,收入氏著《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桂齊遜撰,〈唐代都督、都護及軍鎮制度與節度體制創建之關係〉,《大陸雜誌》4,1994年。
郝 黎撰,〈唐代淄青鎮的特點〉,《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003年。
馬文軍撰,〈試論唐代河北地區胡化漢化的兩種趨向〉,《洛陽師專學報》6,1996年。
馬春華撰,〈淺論唐代河朔三鎮長期割據的財政原因〉,《民族史研究》10,2005 年。
夏 炎撰,〈試論唐代的州縣關係〉,《中國史研究》4,2005年。
夏 炎撰 ,〈從刺史的地位看唐代內外官的輕重〉,《唐史論叢》第9輯,2007年。
陳寅恪撰,〈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陳寅恪,收入《金明叢館初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陳寅恪撰,〈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陳寅恪撰,〈論李栖筠自趙徙衛事〉,收入《金明館叢編二編》 (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陳長征撰,〈論唐代中後期藩鎮內部的軍事集權〉,《臨沂師範學院 學報》1,2004年。
陳金鳳、梁瓊撰,〈山東士族與隋朝政治略論〉,《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科學版》6,2003年。
陳 翔撰,〈再論安史之亂的平定與河北藩鎮重建〉,《江漢論壇》1,2010年。
張天弘撰,〈「河朔故事」再認識:社會流動視野下的考察─以中晚唐五代初期為中心〉,收入嚴耀中主編《唐代國家與地域社會研究─中國唐史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8年)
張國剛撰,〈唐代藩鎮類型及其動亂特點〉,《歷史研究》4,1983年。
張國剛撰,〈唐代藩鎮的軍事體制〉,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張榮芳撰,〈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 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2年)
張衛東撰,〈試論唐代後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節度、觀察與支郡刺史的關係為中心〉,《唐史論叢》12輯,2010年。
張德美撰,〈試論唐代前期人口重心北移及其影響〉,《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2001年。
張 龍撰,〈六至七世紀河北政治地位的轉變-以地方行政區劃設置及變化為線索〉,收入李鴻賓主著《隋唐對河北地區的經營與雙方的互動》(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年)
康 樂撰,〈唐代前期的邊防〉,《東海歷史學報》1,1977年。
曹雙印撰,〈從秦府集團成員仕進狀況看區域文化合流〉,《中國歷史理論叢》1,2006年。
焦 杰撰,〈唐穆宗初期再失河朔原因發微─兼論朝廷在藩鎮問題上的失策〉,《唐史論叢》第6輯,1995年。
程 志撰,〈晚唐藩鎮與唐朝滅亡〉,《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3,1988年。
勞允興撰,〈唐代河北道〉,《北京社會科學》2,1994年。
彭文峰撰,〈唐代河朔三鎮兩稅法實施情況略論〉,《臨沂師範學院學報》1,2005年。
馮金忠撰,〈唐後期地方武官制度與唐宋歷史變革〉,《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08年。
馮金忠撰,〈唐後期河北藩鎮統治下的世家大族〉,《唐史論叢》第12輯,2010 年。
馮金忠撰,〈唐代河北藩鎮與地域社會〉,《唐都學刊》5,2010年。
馮金忠撰,〈唐代河朔藩鎮武職僚佐的遷轉流動─以中央朝官間的流動為中心〉,收入嚴耀中主編《唐代國家與地域社會研究─中國唐史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年)。
傅樂成撰,〈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傅樂成撰,〈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傅安良撰,〈唐代縣令略論〉,《清雲學報》2,2009年。
黃冕堂撰,〈論唐代河北道的經濟地位〉,《山東大學學報》1,1957年
黃永年撰,〈唐代河北藩鎮與奚契丹〉,收入氏著《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黃永年撰,〈《通典》論安史之亂的「二統」說證釋〉,收入氏著《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黃永年撰,〈論安史之亂的平定和河北藩鎮的重建〉,收入氏著《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景遐東撰,〈使職設置與唐代地方行政級制的演變〉,《社會科學》6,2002年。
華林甫撰,〈唐代粟、麥生產的地域布局初探〉,《中國農史》2,1980年。
華林甫撰,〈唐代粟、麥生產的地域布局初探(續)〉,《中國農史》3,1980年。
華林甫撰,〈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期變遷初探〉,《中國農史》2,1992年。
雷家驥撰,〈從戰略發展看唐朝節度體制的創建〉,《簡牘學報》8,1979年。
葛全勝、鄭景雲、方修琦、滿志敏、張雪芹、王維強等撰,〈過去200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溫度變化〉,《第四季研究》2,2002年。
葛煥禮、王齊濟撰,〈魏博牙兵與五代政局的變動〉,《河北學刊》1,2003年。
楊西雲撰,〈唐中後期中央對藩鎮的鬥爭政策-從元和用兵到長慶銷兵〉,《歷史教學》7,1996年。
賈艷紅撰,〈唐後期河北道區域性經濟的發展〉,《齊魯學刊》4,1996年。
賈艷紅撰,〈略論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齊魯學刊》4,2003年。
滿志敏撰,〈關於唐代氣候冷暖問題的討論〉,《第四季研究》1,1998年。
趙劍敏撰,〈安祿山起兵之經濟條件〉,《學術月刊》1,1998年。
劉後濱撰,〈論唐代縣令的選授〉,《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1997年。
劉瑞清撰,〈從德、順、憲三朝看唐中央對藩鎮割據的態度〉,《陰山學刊》,2008年。
樊文禮撰,〈安史之亂以後的藩鎮形勢和唐代宗朝的藩鎮政策〉,《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4,1995年。
盧建榮撰,〈唐後期河北特區化過程中的抗爭文化邏輯-兼論唐廷與河北為扈從主義關係說〉,《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論文討論會》第一冊(新店:國史館,1990年)
賴瑞和撰,〈論唐代的州縣「攝官」〉,《唐史論叢》第9輯,2006年。
韓國磐撰,〈唐憲宗平定方鎮之亂的經濟條件〉,《學術月刊》3,1957年。
韓國磐撰,〈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收入《隋唐五代史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79年)
韓國磐撰,〈唐憲宗平定方鎮之亂的經濟條件〉,《學術月刊》3,1957年。
韓國磐撰,〈關於魏博鎮影響唐末五代政權遞嬗的社會經濟分析〉,《廈門大學學報》5,1954年。
藍 勇撰,〈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興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6卷1輯,2001年。
嚴耕望撰,〈唐代紡織工業之地理分佈〉,收入《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年)
嚴耕望撰,〈唐代府州僚佐考〉,收入《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年)
嚴耕望撰,〈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年)
顧乃武、尤娜撰,〈唐代藩鎮割據時期的河北社會文化屬性再探〉,《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4,2009年 。
顧乃武、潘艷蕊撰,〈唐代河北三鎮之兵亂與長期割據關係考〉,《華章》9,2010年。

(二)日文
渡邊孝撰,〈魏博と成德─河朔三鎮の權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檢討〉,《東洋史研究》54卷2號,1995年。
日野開三郎撰,〈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收入《東洋史學論集第一卷》(東京,三一書房,1980年。)

四、學位論文
王 韵撰,〈論唐、五代的昭義鎮〉,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朱德軍撰,〈唐代中後期地方獨立化問題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吳光華撰,〈唐代盧龍鎮之研究〉,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
李愷彥撰,〈安史之亂後河北地域文化與藩鎮政治〉,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陳長征撰,〈唐宋之際地方政治體制轉型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陳奕亨撰,〈唐五代河南道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
姜 密撰,〈唐代的成德鎮〉,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8年。
馮金忠撰,〈唐代幽州鎮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
彭文峰撰,〈唐後期河朔三鎮與中央政府經濟關係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綦中明撰,〈唐代縣令論考─以河南河北道為中心〉,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廖幼華撰,〈中古前期河北地區胡漢民族線之演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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