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典文獻
1、正史類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71。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歐陽脩、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2、編年、別史、雜史
（周）左丘明傳、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
（唐）張鷟著、田濤、郭成偉校注，《龍筋鳳髓判校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
（唐）劉肅撰、桓鶴等校點，《大唐新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唐）杜牧著、陳允吉校點，《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唐）韓愈著、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五代）和凝著，《疑獄集》，收入楊一凡主編《歷代判例判牘》第一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五代）王仁裕著、陳尚君輯校，《玉堂閑話》，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宋）李昉等編、（宋）彭叔夏辨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宋）徐鉉著、白化文點校，《稽神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宋）姚鉉，《唐文粹》，臺北：世界書局，1989。
（宋）桂萬榮，《棠陰比事》，上海：涵芬樓據元刊本縮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宋）鄭克撰、劉俊文譯注點校，《折獄龜鑑譯注》，上海：上海古籍，1988。
（明）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清）董誥編撰，《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董誥編撰、孫映逵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清）陸心源，《全唐文拾遺》，臺北：大化書局，1987。
（清）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3、政書類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黎明文化，1990。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唐）吳兢撰、許道勳注譯、陳滿銘校閱，《貞觀政要》，臺北：三民書局，2000。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
（宋）宋敏求編、洪丕謨、張伯元、沈敖大點校，《唐大詔令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
（宋）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1987。
（宋）竇儀撰、薛梅卿點校，《宋刑統》，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4、其他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秦律十八種釋文註釋〉，收入《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簡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唐令復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王 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1997。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硏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胡 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李時人編，《全唐五代小說》，北京：中華書局，2014。
仁井田陞著、栗勁等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
仁井田陞著、池田溫等編，《唐令拾遺補》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
楊一凡、劉篤才編，《中國古代地方法律文獻》，北京：世界圖書，2006。
楊一凡、徐立志編，《歷代判例判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
蒲 堅，《中國古代法制叢鈔》，北京：光明日報，2001。
劉海年、楊一凡總主編，《吐魯番出土法律文獻》，收入於《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第四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榮新江、李蕭、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
劉海年、楊一凡總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會田範治，《註解養老令》，京都：有信堂，1964。
律令研究會編，《譯註日本律令》，東京：東京堂，1996。
(二)近人研究
1、專書：中文部份
王立民，《唐律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王永興，《敦煌經濟文書導論》，臺北：新文豐，1994。
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王仲犖，《敦煌石寶地志殘卷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王清雲，《漢唐文官法律責任制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王震亞、趙熒撰，《敦煌殘卷爭訟文牒集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書局，1995。王雲海，《宋代司法制度》，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硏究》，臺北：嘉新水泥，1969。甘懷真，《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田 濤，《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1。
李 方，《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
李 喬，《中國的師爺》，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朱紅林，《二年律令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東大圖書，2001。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邢義田，《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
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沙 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江蘇：江蘇古籍，1998。
汪世榮，《中國古代判詞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汪潜編注，《唐代司法制度——唐六典選注》，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
何勤華主編，《律學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林劍鳴，《法與中國社會》，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2009。
柳立言主編，《傳統中國法律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武樹臣等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胡滄澤，《唐代御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0。
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唐律名例律為中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高明士主編，《唐律國家與社會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9。
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2。高道蕴等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4。
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
唐長孺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第二編》，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徐道鄰，《唐律通論》，臺北：中華書局，1966。
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5。馬小紅撰，《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觀》，北京：大象出版社，1997。
倪正茂，《隋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陳 飛，《唐代試策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2。
陳 璽，《唐代訴訟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陳 璽，《唐代刑事訴訟慣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陳茂同，《歷代職官沿革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陳俊強，《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5。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7。陳登武，《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9。
陳惠馨，《清代法制新探》，臺北：五南出版社，2012。陳靈海，《唐代刑部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陳顧遠，《中國法制史》，北京：中國書店，1988。
范忠信，《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郭東旭，《宋代法律史論》，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郭東旭，《宋代法律與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郭 建，《古代法官面面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郭 建，《帝國縮影——中國歷史上的衙門》，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郭 建、姚榮濤、王志強著，《中國法制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徐忠明，《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徐忠明，《情感、循吏與明清時期司法實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徐忠明、杜金，《傳播與閱讀：明清法律知識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張小也，《官、民與法：明清國家與基層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07。
張晉藩，《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張晉藩，《中國法制史》，臺北：五南出版社，1992。
張榮芳，《唐代京兆尹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7。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張建國，《兩漢魏晉法制簡略》，河南：大象出版社，1997。
陶希聖，《清代衙門刑事審判制度及程序》，臺北：食貨出版社，1972。
夏錦文、李玉生主編，《唐典研究：錢大群教授唐律與《唐六典》研究觀點與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喬 偉，《唐律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曾 良，《敦煌文獻字義通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程樹德，《九朝律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樓 勁，《魏晉南北朝隋唐立法與法律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店，2001。
黃源盛，《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8。
黃源盛，《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臺北：元照出版社，2009。黃源盛主編，《唐律與傳統法文化》，臺北：元照出版社，2011。
鄧小南等主編，《文書‧政令‧資訊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楊鴻烈，《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鄭顯文，《唐代律令制硏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鄭顯文，《出土文獻與唐代法律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5。潘維和，《唐律家族主義論》，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08。蔡墩銘，《唐律與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較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8。
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錢大群、夏錦文合著，《唐律與中國現行法比較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
錢大群、郭成偉，《唐律與唐代吏治》，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錢大群，《唐律與唐代法制考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戴炎輝，《唐律通論》，臺灣：正中書局，1970。
戴炎輝，《唐律各論》，臺北：三民書局，1965。戴炎輝，《中國法制史》，臺北：三民書局，1989。
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通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張玉興，《唐代縣官與地方社會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臺北：里仁書局，1984。2、專書：外文部份
Brian E. Mcknight,Law and Order in Snu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iang Yonglin (姜永琳),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Ming Cod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0.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 :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lanSheridan,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79.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Timothy Brook, Jérôme Bourgon, and Gregory Blue,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8.
大津透主編，《日唐律令比較硏究の新段階》，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
大津透，《日唐律令制の財政構造》，東京：岩波書店，2006。
大隅清揚，《律令官制と礼秩序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
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59。
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
仁井田陞著、池田溫編輯代表，《唐令拾遺——附日唐日兩令對照一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7。
中村裕一，《唐代官文書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
夫馬進主編，《中国訴訟社会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
西田太一郎，《中國刑法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4。
江上波夫、川崎庸之、西嶋定生，《律令制と國家》，東京：平凡社，1980。
吉村武彦主編，《律令制囯家と古代社会》，東京都：塙書房，2005。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
池田溫，《日中律令制の諸相》，東京：東方書店，2002。
池田溫，《中囯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京：東方，1992。
押部佳周，《日本律令成立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81。
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東アジア近代史‧第2号‧特集‧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万囯公法の受容と適用》，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
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東アジア近代史‧第3号‧特集‧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国際法》，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周藤吉之，《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65。
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令義解》，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
滋賀秀三，《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3。
淺井虎夫，《支那ニ於ケル法典編纂ノ沿革》，京都法学会，1911。
《日本史講座2：律令国家の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4。
3、外文專書：中文譯著本
大庭脩著、林劍鳴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馬伯良著，楊昂、胡雯姬譯，《宋代的法律與秩序》，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昂格爾(Unger, Roberto Mangabeira)著，吳玉章、周漢華譯，《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羅‧龐德著，《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中譯版。
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鄧伯宸、梁永安譯，《恐懼：人類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恐懼感》，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8。
傅柯著、劉北成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4、論文：中文部份
王志強，〈南宋司法裁判中的價值取向〉，《中國社會科學》1998：6，頁117-130。
王 素，〈唐代的御史臺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唐長孺教授八十大壽紀念專輯》第11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王宏治，〈唐代的司法審判制度〉，收入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律史研究所編《中華法史叢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
王宏治，〈唐代御史臺司法功能轉化探析〉，《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17期，頁111-122。
王德權，〈隋唐之際「守法」爭議的一試論〉，《唐宋變革研究通訊》第6期，頁1-16。
王建峰，〈唐代中央司法官員的地域來源及其變遷——以刑部尚書為視角〉，《山東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頁94-101。
甘懷真，〈從天下觀到律令制的成立：日本古代王權發展的一側面〉，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教育與政治社會》(臺北：臺大出版社，2005)，頁169-196。甘懷真，〈中國古代的周禮國家觀與《通典》〉，收於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1)》(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等，2008)，頁43-70。甘懷真，〈東亞古代冊封體制中的將軍號〉，收入徐興慶主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頁45-52。
甘懷真，〈從科舉制論中國文化中的公平觀念：以唐代科舉制為中心〉，《考試研究》6:2，頁108-116。
李守良、邱彥，〈試論唐代的律學世家〉，《茂名學院學報》第15卷第2期，頁64-67。
李淑媛，〈唐代的緣坐——以反逆緣坐下的婦女為核心之考察〉，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唐律諸問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324-326。江玉林，〈司法圖騰與法律意識的繼受——在正義女神與包青天相遇之後〉，《法制史研究》第9期，頁275-291。宋志軍，〈唐代律令與司法史料之證據規則掇英〉，《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第18卷第6期，頁19-28。
何勤華，〈唐代律學的創新及其文化價值〉，收入何勤華主編《律學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55-172。
高明士，〈東亞傳統法文化的理想境界——「平」〉，《法制史研究》第23期，頁1-26。高明士，〈法文化的定型：禮主刑輔原理的確立〉，收入柳立言主編《中國史新論：法律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51-101。邱澎生，〈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收入熊秉真編《讓證據說話——中國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135-198。
邱澎生，〈由商人訟案看明清中國的司法場域與法律思維模式〉，《(北京)清華法學》第10期(2007)，頁89-110。
邱澎生，〈有資用世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33：1(2003)，頁1-43。柳立言，〈青天窗外無青天：胡穎與宋季司法〉，收入氏主編《中國史新論——法律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頁235-282。
張偉仁，〈天眼與天平：中西司法者的圖像和標誌解讀〉，《法學家》2012：1，頁1-14。張榮芳，〈唐代長安刑場試析〉，《東海學報》第34期(1993)，頁113-122。郭東旭、申慧青，〈渤海封氏——中國律學世家的絕響〉，《河北學刊》第29卷第5期，頁82-83。
馬晨光，〈唐代司法官吏管理述論〉，《理論學刊》2011：9，頁106-109。
張偉仁，〈良幕循吏汪輝祖：一個法制工作者典範〉，《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19：1，頁1-49。范 德(Edward Farmer)，〈《大明令》——明初社會立法的工具〉，《明史研究論叢》第8期(北京，2010)，頁36-46。
陳 銳，〈以系統論的觀點看《唐律疏議》〉，《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總第80期，頁116-126。
陳 銳，〈唐代判詞中的法意、修辭與邏輯——以《文苑英華‧刑獄門》為中心的考察〉，《法制史研究》第21期，頁97-142。
陳 璽，〈唐代律學教育與明法考試〉，《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期(重慶，2008)，頁166-172。
陳登武，〈白居易《百道判》試析——兼論「經義折獄」的影響〉，收入《傳統中國法律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343-411。陳登武，〈再論白居易「百道判」——以法律推理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5期，頁41-72。陳登武，〈唐代判詞的世界——以白居易〈百道判〉為中心〉，收入黃源盛主編《中國法史論衡：黃靜嘉先生九秩嵩壽祝賀文集》(臺北：中國法制史學會，2014)，頁75-111。
陳登武，〈唐代知識人對唐律的理解與詮釋——以白居易「百道判」的法律推理為中心〉，收入黃源盛主編《唐律與傳統法文化》(臺北：元照出版社，2011)，頁321-354。
陳登武，〈復讎新釋——從皇權的角度再論唐宋復讎個案〉，《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1期，頁1-36。陳俊強，〈刑訊制度〉，收入高明士主編《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9。
陳俊強，〈無冤的追求——從《天聖令．獄官令》試論唐代死刑的執行〉，《法制史研究》第16期，頁125-152。陳俊強，〈漢末魏晉肉刑爭議析論〉，《中國史學》第14卷(京都，2004)，頁71-85。
陳俊強，〈漢唐正史〈刑法志〉的形成與變遷〉，《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3期，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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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論文：外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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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文論文：中文譯著本
Brian E. McKnight著，江瑋平、李如鈞譯，〈法律與道德——對於宋代司法的幾點思考〉，《法制史研究》第6期，頁225-258。入田濤編譯，《日本國大木幹——所藏中國法學古籍書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仁井田陞著，〈唐律的通則性規定及其來源〉，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02-190。
中田薰著，何勤華譯，〈論支那律令法系的發達——兼論漢唐間的律學〉，收入何勤華主編《律學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夫馬進著、范愉譯，〈中國訴訟社會史概論〉，《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六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2012)，頁1-74。
布迪厄著，強世功譯，〈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2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寺田浩明著、王亞新等譯，〈「非規則型法」之概念——以清代中國法為素材〉，收入《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頁357-393。
池田溫、岡野誠撰、高明士譯，〈敦煌、吐魯番所發現唐代法制文獻〉，《食貨月刊》復刊第九卷第五、六期及第七、八期合刊本，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一日、十一月一日出版。
馬伯良(Brain E.Mcknight)著、劉茂林譯，〈從律到例：宋代法律及其演變簡論〉，收入《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制傳統》(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4)，頁279-301。
堀敏一，〈晉泰始律令的制定〉，收入楊一凡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二卷(北京：中國社科，2004)，頁282-301。
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形態為素材〉，王亞新譯，收入滋賀秀三等著《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1-18。
7、會議論文
甘懷真，〈從《通典》看第八世紀中國的教化觀念〉，發表於「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礼・儀式・支配構造の比較史的研究―唐宋変革期の中国・朝鮮と日本―」，時間：2017年3月26日，地點：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
張文晶，〈唐代墓誌與唐代法律研究〉，發表於「史料與法史學術研討會」，時間：2014年3月26-28日，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黃正建，〈唐代司法參軍的若干問題——以墓誌資料為主〉，發表於「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時間：2012年6月20-22日，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學位論文
甘懷真，〈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禮儀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李益瑋，〈判例彙編與中國法史學史——以《折獄龜鑑》為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張瑞芳，〈鄭克與《折獄龜鑑》〉，臺北：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0。
張穎德，〈唐代「判」中官員的公罪與私罪——以《文苑英華》為中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4。
桂齊遜，〈唐代「判」的研究——以唐律與皇權的互動關係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論文，1996。陳登武，〈唐代司法制度研究——以大理寺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碩士論文，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