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傳統戲曲自一九八○年代以降，開始重新內省自身本土之意義，積極發展戲曲改革，而有新編戲曲之產生，本文認為新編戲曲的題材、結構與敘事手法已然建構和創新，然在評論上卻仍不夠「創新」。在《三個人兒兩盞燈》（2005）及《狐仙故事》（2009）中，學者積極肯定兩者顛覆主流，建構女性書寫的可能而作為「女性文本」之價值，卻忽略其酷兒展演之可能。故本文欲就《三個人兒兩盞燈》及《狐仙故事》作一精讀式分析，將評論家所著重之「女性」、「情」之論述更加深化區別出文本中所呈現的「女性同性情欲」、「敢曝美學」之意義，而其中亦皆展現出「另類家庭」的可能。另外，在蔡孟哲提出文學評論之「酷兒義肢化」的啟發下，筆者關注同性情欲又是如何在舞台、文本中展現？並爬梳敢曝美學中的「感性」（sensibility）與台灣新編京劇的抒情性是否能產生連結？以期酷兒研究在傳統戲曲上能有更多的思考及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