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古都的光暈，在晚明消頹不安的大氛圍中，依然籠罩在十里街坊與西郊湖水之上。杭人水上遊湖，多以小舟，少數官商造有樓船，天啟三年仲冬，汪汝謙以「不繫園」開啟了樓船的新里程。 不繫園與隨後出現的隨嘉庵，藉由精巧的制作工藝，突破既有樓船的限定，是改造成功的遊湖之舟，然而通過命名，這二艘西湖園林之「舟」，卻以「園」、「庵」的身份被認識。以舟為庵，二者同屬於園林中的建設要素，將遊園的流動性轉換為居園的深穩，汪氏舟舫的建制提供了可長時居留的功能，引導了居遊主賓以舟為庵的體認。然以舟為園，則逕以局部代全體，就物質建構而言，汪氏舟舫自身不能等同於一座園木林，陳繼儒的大膽命名，可視為文士神思跳宕的神來之筆，後人無從細究其個人用意；值的留意的是：它為時人所接受，在汪氏主賓題詠中得到許多呼應，他們如何詮說湖舫與園林的關係？ 本文以《不繫園集》、《隨嘉庵集》為主要依據，參酌相關文獻，討論汪汝謙湖舫由「園林之舟」到「以舟為園」的身份轉換，以及其試圖突破與終究不能突破的局限。首先說明汪氏湖舫的建制與規約，次則分述它作為遊湖之舟與居園之庵的身份，所是供的功能與審美經驗，再次則探討汪氏建設西湖、毋私園亭的心意，將之納入明人園林論述的脈絡中，由「意在園在」的觀想來解說「以舟為園」的意義。最後則以「不繫」與「隨喜」名稱釋義，來總結前述身份中所可能蘊含的意義，並追索不繫園在明清易代後的處境。不繫園的出現，可說既是對園林風氣順隨的繼承，也進行對園林風氣逆向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