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小說的創作史上，鬼故事一直是備受寵愛的題材。從二千年前的六朝志怪以迄當代的台灣小說，鬼，不僅出沒於各個朝代、不同的敘述形式裏，它在敘事文學裏的功能亦變化萬端。鬼既可以用來進行道德性與宗教性的勸世教誨，也可以凸顯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上的弊端。它使人們在文字虛構的世界裏投射他們在現實人生中不能滿足的慾望，更允許作者逸出正規的理性邏輯或敘述美學，探尋另類的書寫可能。尤有甚者，每一個鬼皆是一個「故人」的生活終結，見證過去歷史的部分階段。因此，擴大象徵意義來說，鬼更是歷史的化身，在小說世界裏不斷召喚起個人或集體的歷史記憶。 雖然當下已邁入全力追求科技化與資訊化的 21 世紀裏，但是我們還是驚訝於鬼故事在台灣當代文學裏大量出現的潮流。這些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不受嚴肅文學青睞的鬼小說，近年來密集湧現，再度成為作家們喻世或講古的題材，實在是值得密切觀察的現象。本文的重點不在於探究形成此一潮流的因素，而是研究鬼的最新用途。我想指出，鬼小說在當代台灣文學作家筆下正逐漸發展成一種新型態的地方書寫。鬼，從時間性的產物衍伸成為空間性的象徵，見證這塊土地曾被記載或塗抹的變遷。本文將從王家祥以及李昂的文本為例，為當代台灣小說裏性別、歷史與地域關係提供初步的看法，並探討此一書寫策略的文化社會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