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大的目的乃在於反省年鑑史學之長時段的研究觀念，特別透過與韋伯、馬 克思及涂爾幹等三大古典社會學家之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比較，來凸顯年鑑史學之長時段研 究觀念作為一種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就本文而言，長時段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意義，無疑是凸顯一種幾乎恆亙歷史而存在的「文 明習慣」。經由長期歷史的發展而普遍化到全體社會，任何階級或階層都是以此種習慣作為 日常社會行動與制度性行動約主要依據。此種文明習慣很難從「易變」的制度或政治經濟的 角度來察覺，長期以來這些面向一直是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因而社會學家很難察覺一種幾乎 沒有歷史的社會事實是否存在。相反地，年鑑史學家卻太熟悉社會（事件的）變遷，反而可 能體驗到一種長期綿延的社會習慣，本文特稱為文明習慣。 此種文明習慣的觀念，不僅讓年鑑史學重新理解與建構他們的歷史，特別是經由日常生 活結構來補充史學與社會學長期以來過份著重政治經濟制度之不足。同時也提供一種中國文 明自我理解的新方法。特別是在西方文明的強勢衝擊之際，長時段的研究方法可以讓我們深 入反思：如果中國也有長期綿延的文明習慣，那麼在西方文明習慣的強勢衝擊之下，究竟可 以保留多少，換言之自我文明習慣究竟有沒有與西方文明習慣相容的可能或是限制。不過對 於中國文明習慣的史學建構乃至社會學建構，礙於篇幅本文並不立即回答，將另文討論，在 此先提出一個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