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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
作者:許佩賢 引用關係
作者(外文):Hsu Pei-hsien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吳密察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1
主題關鍵詞:近代學校殖民地教育台灣明治modern schoolcolonyeducationTaiwanMe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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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追索日本政府在台灣導入「近代學校」體系的過程,並觀察在這個過程中,殖民政府如何利用、吸收台灣社會既有資源以為己用,以及台灣社會方面如何因應自己的能力及需要,巧妙對應殖民政府的需索。
台灣「近代學校」的出現,是作為殖民地統治的一環,由殖民政府引進的。其發端可以上溯至日本領台第二年(1896年)設置的國語傳習所。國語傳習所雖然沒有「學校」之名,不過至少具有三點「近代學校」的特徵。第一,就成立性格而言,它是由國家基於國家意志、以國費興辦的普通教育機關。第二,從教學形態來說,國語傳習所具有獨立的學校空間,在其中由專業教師對多數學生進行集體的「教-學」活動;同時,為了讓學生有效學習,使用特別編定的教材,按照一定的進度,分別對不同學齡、學力的對象進行講授。第三,在教育內容方面,國語傳習所雖然以語言教授為主,但是也包括一般性課程,如算術、唱歌、體育、理科、歷史、地理等;這些近代才發展出來的新學科,一方面表現近代國家對國民知識與身體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現體育、美育等新教育觀。
這樣的近代學校之所以出現在台灣,最直接的原因是此時統治台灣的明治國家的需要。十九世紀末才剛完成帝國內部統合的日本,因戰爭勝利領有台灣,為了遂行「日本式的殖民地統治」,判斷即使對異民族的殖民地,也應該進行某個程度的統合及啟蒙,因而引進這個有效的「國家意識型態裝置」。殖民政府對這個「學校裝置」的期待有三點:第一是培養殖民地人民的國民道德;第二是使殖民地人民的身體及行動模式均質化;第三是讓殖民地人民具備近代人基本的知識與常識。透過學科課程的設計、儀式性活動的安排、日常生活規範的重塑,達到設置學校的目的。
透過學校教育,塑造國家需要的殖民地人民,是殖民政府的目標;但是開辦學校所需要的龐大經費,卻不在政府的財政能力範圍之內。此時,政府的解決辦法是模倣清代以來地方公共事務運作的舊慣,讓地方社會自行籌措經費,向民眾按一定比例普遍徵收。同時為了讓這些籌集資金的工作順利展開,設計了居中協調的學務委員制度。在這樣的設計之下,解決了財政問題,學校得以成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行政力量扮演主導性角色,然台灣社會基於自身需要的巧妙對應,也十分值得注目。
民眾請願設立學校、願意負擔學校經費,表現了他們的「學校觀」。他們感受到時代的轉變,發現學校是通往新時代的入口,因此機靈的因應自身需要,以積極的態度回應新政府的合作訴求。他們有能力作這種回應,是由於至少自清末開港以來,整個台灣社會累積了相當的財富。豐厚的經濟條件,是台灣社會接受新學校的硬體基礎。
此外,仲介角色的存在也是讓學校能夠順利誕生的重要因素。熟悉地方民眾及事務的有力者,在殖民政府尋求地方合作時,代表地方積極回應。這一群參與新學校事務的人,並不是「本土地主資產階級」的最上層。他們的實力沒有雄厚到可以與新政府作更大規模的合作,但是透過學校事務提供國家街庄層級的效忠服務,然後從新政府處換取象徵性的報酬,這樣的交換關係正好符合他們的能力及需要。新學校吸引的正是這一群小有資產的地方有力者。
在國家與民眾各有所求、互相對立、齟齬、妥協之中,「學校」開始在台灣社會穩定發展。在穩定發展的過程中,除了民眾機靈而積極的態度之外,學校作為國家在地方社會的代理人,為達到國民教化等目的,對宣傳、展示新教育所做的努力,也不能忽略。
從整個台灣社會來看,在這個階段,學校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新學校改變了什麼。重要的是,由於新學校出現在民眾很容易可以看到、接觸到的範圍內,不管民眾喜不喜歡,都會看到、感受到它的存在。這種視覺或感覺的參與,最後也變成民眾接受「學校-日本-近代」的契機。可以說台灣社會透過「學校裝置」走入或被捲入世界近代文化體系。
This thesis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 of how Japanese government introduced the “modern school” system to Taiwan, and observing how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ade use of and absorbed the original resources of Taiwan society to its own use, and how Taiwan society, according to its own ability and need, ingeniously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aiwan “modern school”, whose emergence could be viewed as one aspect of colonial reign, was introduc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ts beginning could be traced to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896, the next year Japan occupied Taiwan. Though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was not given the name of “school”, it was provided with at least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hool”. First, in the aspect of its nature of establishment, it was a gener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on account of nation volition and at government expense. Second, in the aspect of its teaching profile,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was provided with independent space, and in which professional teachers taught to numerous students by a collective “teach and learn” 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make students learn efficiently, it used particularly edit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ccording to regular scheduled progress, separately lectured to students of different school ages and levels of education. Third, in the aspect of educational content, though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gave first place to language teaching, it also included general lessons, such as arithmetic, singing, physical exercises, science, history, geography, and so on. These new subjects developed in modern times, on one hand, showed the demands modern states asked for nationals’ knowledge and body, on the other hand, represented new viewpoi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direct reason why this kink of modern school appeared in Taiwan i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Meiji Japan. Japan, a state just completing the inner integration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hold dominion over Taiwan after the victory of war.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Japanese colonial dominion”, Japanese government thought, even to the different people’s colony, it was necessary to proceed the unity and enlightenment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 it introduced the efficient “national ideology disposition” to Taiwa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old expectations of the “school disposition” for three aspects: first, cultivat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colonial people; second, achieve the homogeneity of the colonial people’s body and behavior mode; three, equip the colonial people with basic modern knowledge and common sens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haped the colonial people into what they needed through the design of lessons of subjects, the arrangement of events and reforming of the habits of routine lif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afford the great expense for establishing school. To solve the question, the government imitated the old habit of the exercise of public affair since the late period of Ch’ing, that is, ask local society to raise money itself. In the meanwhile, in order to launch the job of collecting money smoothly, it kept the gentry dominion of old society. The richness of Taiwan society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men in power are also essential facto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chools.
In the opposition and compromise of nation and people, “school” began to develop stably in Taiwan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stable development, except the people’s ingenious and energetic attitud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ationals’ cultivation, as the agent of nation in local society, school’s effort to propagate and display new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ignor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whole Taiwan society,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in this stage did not lie in what the school changed, but new schools appeared in the range that people could easily see and touch. No matter they liked or not, people would see and feel their existe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vision or feeling finally become the turning point for people to accept “school — Japan — modernization”. We could say that Taiwan society walked into or was involved in world’s modern cultural system through “school disposition”.
一、公私文書、檔案、法規、教科書、報紙雜誌等
總督府檔案
《台北縣公文類纂》
《台南縣公文類纂》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教科書
《台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卷1至12(台北:台灣總督府,1901-1903年)
《台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1896 )
報紙、雜誌
《教育公報》。
《台灣新報》。
《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教育會雜誌》。
《府報》。
《台北廳報》。
《台中廳報》。
《宜蘭廳報》。
《後藤新平文書》。
《隈文繁吉文書》。
《台灣學事法規》
《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學校資料
《(大嵙崁公學校)學校沿革誌》,照片影本藏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古文書室。
《利澤國小沿革誌》,影本藏宜蘭縣縣史館。
《蘇澳國小沿革誌》,影本藏宜蘭縣縣史館。
《士林國小沿革誌》,藏士林國小校史室。
《職員履歷書綴》,藏士林國小校史室。
《(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建築費寄附人名簿》,藏士林國小校史室。
《明治三一年起資產寄附に關する書類》,藏士林國小校史室。
二、戰前出版品、時人著作
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台灣教育會,1939年)。
台灣憲兵隊,《台灣憲兵隊史》(台北:台灣憲兵隊,1932年)。
台灣總督府,《台灣教育志稿》(台北:台灣總督府,1902年第一版,1918年第二版)。
國府種武,《台灣に於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台北:第一教育社,1931年)。
三、教育雜誌記事
〈公學校生徒集合試驗〉,《台灣教育會雜誌》20號,1903年11月。
〈北斗公學校衛生觀〉,《台灣教育會雜誌》4號,1902年3月。
〈布袋嘴公學校狀況〉,《台灣教育會雜誌》,40號,1905年7月。
〈生徒出席督促〉,《台灣教育會雜誌》8號,1902年11月。
〈島內學事情況〉,《台灣教育會雜誌》18號,1903年9月。
〈就學及出席獎勵法(三)〉,《台灣教育會雜誌》29號,1904年8月。
〈就學及出席獎勵法(四)〉,《台灣教育會雜誌》30號,1904年9月。
〈新店街通信〉,《台灣教育會雜誌》8號,1902年11月。
〈萬丹公學校の景況〉,《台灣教育會雜誌》18號,1903年8月。
〈葫蘆墩公學校の狀況〉,《台灣教育會雜誌》30號,1904年9月。
〈彰化廳ノ公學校長會議〉,《台灣教育會雜誌》4號,1902年 3月。
〈體操遊戲取調報告〉,《台灣教育會雜誌》47號,1906年2月。
〈台中支會展覽會〉,《台灣教育會雜誌》30號,1904年9月。
〈台中展覽會談〉,《台灣教育會雜誌》33號,1904年12月。
〈台北通信〉,《台灣教育會雜誌》44號,1905年11月。
〈秋季運動〉(漢文),《台灣教育會雜誌》32號,1904年11月。
〈展覽會評判記(二)〉,《台灣教育會雜誌》109號,1911年4月。
〈瞥見記(二)〉,《台灣教育會雜誌》33號,1904年12月。
かこ,〈公學校ノ唱歌科ニ對スル雜感〉,《台灣教育會雜誌》41號,1905年8月。
くれたけ,〈實驗小話〉,《台灣教育會雜誌》34號,1905年1月。
小山新治,〈缺席兒童督勵に就て〉,《台灣教育會雜誌》20號,1903年11月。
山口喜一郎,〈南部學事の概況〉,《台灣教育會雜誌》39號,1905年6月。
王名受,〈本國旅行日誌〉,《台灣教育會雜誌》16、17、19號,1903年6、7、9月。
本田竹軒,〈就學及出席獎勵の一策〉,《台灣教育會雜誌》26號,1904年5月。
本田竹軒,〈就學及出席獎勵法〉,《台灣教育會雜誌》28號,1904年7月。
仲田朝由,〈出席獎勵法(一名公學校振興策)〉,《台灣教育會雜誌》30號,1904年9月。
仲田朝由,〈出席獎勵法(二)〉,《台灣教育會雜誌》31號,1904年10月。
仲田朝由,〈出席獎勵法(其三)〉,《台灣教育會雜誌》34號,1905年1月。
赤崁生,〈台南通信〉,《台灣教育會雜誌》33號,1904年12月。
岡本要八郎、三屋靜,〈公學校の唱歌教授に就て〉,《台灣教育會雜誌》6號,19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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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生,〈中部地方巡回雜記〉,《台灣教育會雜誌》45號,1906年12月。
宮島生,〈おもひついたまま〉,《台灣教育會雜誌》154號,1915年。
清水岩生,〈實驗小話(二)〉,《台灣教育會雜誌》35號,1906年2月。
清水岩生,〈戰爭遊戲.包圍攻擊〉,《台灣教育會雜誌》33號,1904年12月。
彭城晃,〈就運動會而言〉,《台灣教育會雜誌(漢文)》92號,1909年11月。
鈴木梅太郎,〈公學校体操科教授の概要〉,《台灣教育會雜誌》10號,1903年1月。
增永吉次郎,〈入學當時の兒童に就きての調查〉,《台灣教育會雜誌》51號,1906年6月。
增永吉次郎,〈第七、八學年入學兒童調查〉,《台灣教育會雜誌》110號,1911年5月。
瘦而壽庵,〈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第六回教育品展覽會〉,《台灣教育會雜誌》9號,1902年12月。
蘇宗文,〈研究すべき方面〉,《台灣教育會雜誌》59號,19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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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聰明,《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
張文環,《張文環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張深切,《里程碑》(張深切全集卷1.台北:文經社,1998年)。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將於近期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註出版)。
陳維慶口述,陳長城筆記,〈日據時期佃農與私塾生活追憶〉,《台北文獻》106期,1993年12月。
陳錦標,《陳錦標回憶錄》,(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77年四版)。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台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
賴和,〈無聊的回憶〉,收於李南衡編,《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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