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刻意鍛鍊的哲學理論以及致力文辭的詩文創作之外，唐五代文人亦好纂寫奇事異聞，其撰寫目的若摒除具宣教使命的宗教應驗不計，作品較多以近於隨興輕佻的態度面對，無庸端正意念去細繹、推敲其中是否存有與聖道相違的異說，使得這些故事所載錄的人物心理、場景鋪陳頗貼近當時民間社會，讓妖魅精怪與神仙人鬼皆能置身在相同的時空�堙A至於文人更可利用記述日常所不能遭遇的異常經驗，讓精神活動得到暫時的滿足與疏離，取得紓解情感的文學管道。正因著記述者（文人）在小說創作�娷\脫了宗經文論的傳統束縛，甚至特別興味小說所可承負的變異情節，讓被記述者的觀感（含括一般民眾的所有人物）能被接近完整的記述下來，即便是前朝故實的傳寫，亦再次地被賦予記錄者自身的思維，而富含時代的色彩。因此本論文已就志怪、傳奇所援用記異的題材予以析論，體現出相去於端坐廟堂思辯甚遠的社會意識：是含括著真實與異想世界的整體面貌，表呈著萬物變化的運作法式與信仰體系，亦標誌出在小說演變長河�堜痁郁t更深刻的發展意義。以下便簡說本論文所演繹的論述重點，作為結論。
第一節 呈現社會的意識
在充斥神鬼妖魅不稽的載聞�堙A傳遞著當時社會意識所體認萬物流變的理則，使得看似僅侷限於個別的獨立經驗，卻能體現著共通的集體意識。就其運作的主要脈絡而言，是承續起傳統信仰�堣H格天的概念，將人事發展及萬物變遷都統攝在上天意志的執行�堙A構成以天意（道）為運行主軸的世界觀：
一、 就人事來說，乃是將天道運行演繹更趨苛細，進而延展至個人命運，令原本僅止於命定、預示君國大事的興替衰亡，也應用在尋常人一生的遭遇上，而這正是唐五代時最為盛行的定命觀，務使所有與人攸關的一切事物，皆囊括在意志天設定的範圍內。既然人生已被預設，便可倚重人神的仲介由宗教形式（若卜筮、作法、面相、入夢）探測天意，使得預見天命成為當時傳說的要題，投射在當時袁天綱、李淳風等具神祕色彩的箭垛式人物上。命定人生雖然看似消極，卻提供在人世多舛�塈壯蚚纗S者一種非人為因素的解釋，讓失意者不因失敗而否定自我，間接地產生撫慰人心的正面力量。這亦是唐人潛意識�媢麊懋|以及人生的觀感。
二、 至於對萬物流傳的設想，仍未脫陰陽五行的氣化宇宙論、物理觀。唐五代承繼起漢時已被劃規成天人交感的氣化機制，亦將氣的異變作為妖怪精魅出現的主要理據；此外尚考量時間亦能促使萬物變異的特質，讓氣的變異與時間的催化，成為促使器物甚至動植物得到人格意識的主要力量來源。換言之，若能結合個人意志與物件本體，便可化身精魅。而這思考進路，是與生人結合魂魄、身軀的概念有所對應與契合，故當精魅或魂魄所寄居的原形物件、軀體消滅及受傷害時，精魅便可剪除，亡魂則會受苦，惟將陰陽賦與褒貶的意涵，判定精魅的陰氣必會傷害稟陽氣的生人。代表個人主要意識的魂亦是由氣所組成，當人死後魂便離身成為鬼或神，與人因睡夢致使暫時離開軀體的生魂性質相同，由此人可在夢�婸P神鬼交通，甚至得到他們所給予的未來啟示。以單純的氣化物理觀，來看待、解釋所有超現實的現象與人格，成為當時的普遍觀感。
三、 這些對現實世界的預想也延伸至人死後的歸所。唐五代小說少見前往天界（天堂）的描述，畢竟道教天堂本是不死神仙的居所，而佛教極樂世界則為超脫輪迴者所專設，與一般群眾保持相當的距離。在依循原始信仰的質樸想像下，靈魂僅能在埋葬屍骨的墓穴�堜腔禰肏e的活動，唯在地下又另外建立起仿傚陽世生活的陰間規模，作為陰魂共同的活動區域，至於未得安葬的靈魂便淹留在屍體處未能離去，為遇鬼事件提供了墓地、殯宮外的另一場地，如此便可將神鬼與生人置諸相同的活動空間；由於釋教小說皆務將靈魂帶往地獄審判，以顯宗教的威信，而產生人死後陰魂必須前往陰府結算生前善惡、甚至繼續在具有與世隔絕的他界生活，若如此便阻斷了魂與身體在人死後的依存關係，而與前說有所扞格成為歧出。
在天意預設的機制與規律下，讓具人格意志個體的活動，以及萬物流轉的變化皆必須依循而不能踰越，雖劃定出想像不可超出的界線，卻也建立起神仙鬼魅合理地在故事�婸P生人接觸的基礎，沈潛在當時人們的意識�堙C
第二節 刻劃宗教的體貌
宗教雖欲提供宣慰人心的淨土，卻在鞏固己身宗教利益的企圖下排擠著其他信仰，於是佛道兩教亦在入唐後爭競愈顯激烈，就史籍所錄，兩派多就教義展開攻防，用以辨分信守宗教的合理與優越，進而求取政治力量對宣教活動的支持。這些義理上的往來申辯，除了不適用於小說既定的敘事體例外，亦與此類宗教性小說所擁有的任務不同，畢竟前者面對的乃是嫻熟於教義的飽學文士，後者則是貼近於民間的一般群眾，就此時期的佛道小說而言，是體現著當時社會信仰的真實風貌。入唐後的佛道小說，亦不例外地承繼起六朝規模與敘事：
一、 以應驗作為主軸的佛教故事，除了多青睞代表應驗原理的報應聞錄外，六朝廣傳的救苦觀音信仰以及唐代新興《金剛經》的持驗靈驗，皆是當時最為興盛的佛教主題。這些故事皆突顯著現世的持奉利益，引導著觀音信仰繼續維持原有的救苦職志，進而統攝密教及淨土觀音的能力，擴展觀音的慈悲形像與救贖大能，俾使強化持念聖名必得解救的必然性；至於《金剛經》也仿傚著人們所熟習的觀音應驗模式，另行擇選佛教聖賢來運作《金剛經》大能，甚至直接賦予經書人格特質，救濟眾生，讓原本以「自力救贖」作為原理的《金剛經》，竟採取觀音「他力救贖」的途徑。而這環結信守方便與利益廣大的絕對關係，成為佛教應驗小說最為突出的敘事特色。
二、 道教小說雖接續起六朝仙傳、仙遇的編纂職志，復就母題而言，除仙傳少有變化外，仙境遊歷則更易了不能回歸的母題，傳揚著修仙可成的印象；思想方面則已融入忠孝節義等國家意識，告知道教教義趨向入世的事實。而道教徒在見識了佛教應驗的流行現實與傳教力量後，也以自造道教應驗記作為回應。在這些作品�堮i開佛道兩教的法力對抗，以道勝佛敗的既定形式，來貶低甚而否定信奉佛教的價值，成為道教小說新生的類型。
三、 此外尚有鑑於社會對良善的追求而抽繹儒釋道�堿菄顒熒妝嚏A以善惡（不具有特定宗教意識的通俗道德觀）有報作為基礎，又摻入了道教積善成仙、佛教輪迴報應而形成微具宗教規模的勸善理論。勸善思想雖未積極地排擠佛道兩教，卻亦強調著善惡報應的獨立與超然，勉人行善換取福報，雖悖於當時盛行的「定命」思想而未能廣傳，卻是宋代以後勸善書大盛的先聲。
另外，小說�堣]反映出這些立論各異的宗教信仰在宣教的企圖下，是以尋求民眾的認同作為要務，對於群眾深信不疑或與教義相違的民間信仰（若法術科儀、鬼魅邪神作崇等），未見就教義來駁斥其合理性，反倒藉由降伏靈怪或表現神異來證明己身信仰的優越與實用性，兼容了民間淫祠的傳統信仰。由此更可突顯這些宗教小說所具備的宣教使命，也說明了可在這些作品�塈銧M到具體、完整的信仰實況。
第三節 體驗小說的發展
唐五代小說本取意於六朝志怪，張皇著殊方異物與神鬼精魅的傳聞，讓「變異」情節成為小說�堛漸D要命題。當作者的命意不再止於異變的載記與宗教的應驗，更偏向著體察人事上尤其情感的特異時，竟讓記異題材不再是演繹的主題，退為映襯主題的附庸，而這取意的不同，已提點言情、歷史小說對記異題材的援用方式，建立起後世小說大盛的基礎：
一、提供演論的題材
六朝志怪多止於純粹記事的撰寫，入唐後敘事已趨向細密，增益對話。手法雖不同於六朝，然而記異的目的則未更改。這些作品反映著人們對於智識不能理解的現象及事物的深厚興趣，傳繼著志怪初肇時的原來精神。唐五代時既使志怪已有偏好文采的趨向，但僅以傳述異聞來滿足人們的單純興味也未曾更易，而這演繹「記異」的手法與好異的精神，不僅是後來若洪邁《夷堅志》、張潮《虞初新志》等直接仿效的文言典範外，亦指點後來宋話本及神魔小說在演述故事時的創作迷津。
二、作為命題的映襯
部份創作者以觀察人事的特異作為命題，多採傳記（尤其人物別傳）的體例撰寫作品，卻仍對記異的情節多有援引。亦即異變已不再是故事的主體，卻又具有烘托、深化主題的積極作用。譬如沈既濟〈任氏〉一文載狐妖故事，意旨卻落於人情的諷喻，又〈枕中記〉一篇為神仙點化，實寄寓人生若夢的慨歎，至若〈補江總白猿傳〉、〈周秦行紀〉用虛幻之筆求得誹謗的果效，顯然和記怪述異的創作心態大相逕庭。
因此志異雖涉不稽，卻在唐五代小說作手的重新演繹、運作下，已建立起多樣的小說式樣，指引著後世有心從事小說創作者的依循方向。或借用奇幻之筆以寄孤憤，或僅將靈怪當作點綴以事創作，皆是小說作手習用的技倆。至若提供文人詩文撰寫的素材，馳騁想像的場域，更是小說創作外，發揮著難以數計的文學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