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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
作者:蕭旭智 引用關係
作者(外文):Hsu-chih Hsiao
校院名稱:東海大學
系所名稱:社會學系
指導教授:朱元鴻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9
主題關鍵詞:非理死上海死亡政體生命政治屍體詭態凌遲洗冤錄暴露屍體檢疫政體Abnormal DeathshanghaiDeath RegimeBio politicsbody grotesquechinese torturewash away of wrongsunwanted bodiesquarantine regime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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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非理死」?簡單地說,就是不正常死亡。死亡在不正常或者正常的分類下,將正常與不正常(normal and abnormal)與否視為死亡是否需要深入探究其原因的起點,並探究兩者之間的關連、意義與構成,這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為什麼有某些死亡屬於不正常的範疇?而相較於正常的死亡,不正常為何顯得如此重要?如果死亡只是時間的終結、生產的結束,而我們只是復歸於天地之一氣,如春秋冬夏四時行耳,那我們就應該視死生於無物。但事實並非如此,就是因為某些死亡的異常狀態,使得死亡帶來的問題不會隨著時間與肉體腐敗而結束,而是不斷地騷動著社會和國家,並且不斷召喚權力的介入。
例如不正常死亡(abnormal death)與非自然死亡(unnatural death)在法醫學上基本上是同一個脈絡與定義,可以想見這是一個自然科學與醫學知識觀點下的視域,特指在司法、審判、檢驗、醫學觀照底下顯露出來的,並且可被知識判斷所辨認、懷疑、證明的死亡型態,並且經常需要法律、主權、國家、制度介入的死亡。但是在中國,若是要在傳統文化中尋求「不正常死亡」的語源,就會發現可能死於非命、冤死、枉死、死於非理更能夠表達不正常死亡的諸面相,甚至檢索漢籍資料庫,也發現「不正常」的字眼是一個非常現代的字眼。那尋求不正常死亡的脈絡,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例如簡單地以「非命」為例,命與非命在中國古代思想世界中是很重要的概念,若以孔子的知命與孟子的君子不立危牆下,墨子批評孔孟的非命篇,以及東漢王充的《論衡》中命祿、命義等篇對當下流行的命概念非常精彩的批判,可以發現,所謂的非命,不同於不正常死亡的差異。其在於「命」、「非命」均帶著決定論、機遇的色彩,非常值得再深入研究, 畢竟這還牽涉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問題,本論文暫時不進行這部份的考察。但是值得注意的即使不正常死亡的意涵不能涵蓋非命、冤死、枉死、死於非命、非理死,但是在中國文化當中,這些字眼經常是混用的。
但是我們顯然知道,只是用洗冤錄來解釋非理死是不足的。因為洗冤錄對於死亡的理解只是一種現代法醫學的前歷史狀態,或者用不正常死亡來理解所謂的非理死,其「理」不同於「正常」兩個字的範疇,因此必須藉由更多的概念來理解非理(秩序)以及死亡之間的關聯,例如凶(戰爭的部落國家和命運的決定論)、冤(國家、共同體與政治)。如果我們不再使用非理死三個字,而是使用著不正常死亡這個名詞時,我們強調死亡的不正常狀態,與人權、正義、衛生之間的關聯,顯然非常地現代,並且西方,而「理」這個字的複雜脈絡就被忽略了。
非理死的意義,不僅是種死亡分類,非與理兩個字,有理與非理,正常與不正常,並且真正的問題在於是否在中國存在著對非理的思考 ?非理的死亡,顯然不是理的對立面,而是介於理與非理之間的死亡狀態。顯然是一個以法律為前提,但是卻是未決的生與死的狀態。但是從中國文化脈絡中生成的非理,又是如何?
本論文並沒有將上海當作獨特的唯一、單一的參照系統,雖然資料的蒐集集中在十九世紀中後到二十世紀中之前的上海租界。在每一個章都尋求一個能夠更適切表達關於死亡的種種措施的方式,並且能夠凸顯出在關於死亡的心態或者實做的變化,但是無疑地,在每一章都是以屍體作為問題來組織有關死亡的知識和社會實做的演變,屍體出場作為一個事件或者沒有事件價值的出現,某種程度是意味著社會實做正在型構死亡的文化內容,或者反過來,屍體或死亡的幽靈縈繞我們的社會實做(bodies or the specter of death haunt our practices),不論處置死亡的社會實做與死亡文化,都是環繞著屍體為中心。
本論文使用的史料,主要以上海的史料為主,這與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位置有關。如上海檔案館和上海圖書館內的租界時期檔案與出版品、《申報》、《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海地方志,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筆記小說、清代法制史料、清末法醫學的翻譯版本,部份汪精衛政府時期的警察局留底檔案以及在上海成立的法醫研究所的出版品,均吐露著近代中國處置不正常死亡的社會環境與實際作為的變遷。例如,第二章用《申報》中的縣官驗屍報導與《點石齋畫報》中觀看屍體的詭態寫實圖像。第三章所討論的凌遲雖然與上海比較沒有關係,但是上海作為西方與中國交會的場址,租界中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在批判自剖中國人的麻木不仁,也是在所謂的且界亭(半租界)中跨界思索著深層的中國文學心靈。第四章使用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不正常死亡的外國人的檢驗報告,以及勘驗紀錄,法醫研究所的檢驗報告書。第五章則是與上海的善堂或殯儀館與工部局的公文來往,第六章亦是霍亂流行時《申報》中的醫藥廣告和新聞。
除了申報以外,本論文參考的上海檔案館裡的死亡相關檔案,很少研究把他單獨拿出來研究,畢竟死亡本身是一種文化與社會的禁忌,尤其是這些死亡相關檔案,經常涉及到隱私的問題,決大部份檔案在現代司法屬於刑案,甚至是不能公開的,但是在上海檔案館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原因,是因為政權轉移,前朝政權的檔案不會危及現有政權的合法性,也不會有翻案的問題,所以這些檔案是可以公開閱覽的,因為這樣,所以從檔案中,也可以看到整個現代性過程中,中國在面對死亡這個問題的措施,結合了各種當時可能運用的資源,並且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而如何解決死亡帶來的問題。
因此,本論文的結構,第二章到第六章,是以非理死這個中國式的概念為核心,環繞著不正常死亡的主題,探討十九世紀中以後,傳統的死亡處置措施如何運作,並且在這個新舊世界的交替之間,新的死亡知識和新的世界觀又怎麼衝擊所謂的不正常的分類,在死亡景觀、凌遲、驗屍、慈善、檢疫幾個爭議的問題上,是怎麼融合了兩個不同世界的觀點,形成了既實用又矛盾的模糊處理手段,並且構成了現代社會中理解死亡問題、處理死亡措施、安置死亡分類的前條件。第七章,同時也是本論文的結論,乃是以冤的文化和政治作為反思死亡在權力與政治之間,為何會不斷造成並生產著失序的問題。
第二章由屍體的社會秩序談論十九世紀末以前,上海縣官幾乎每天都會遇到驗屍的公事,檢驗亦牽涉到犯罪現場、人證、物證與胥吏體制等等,環繞著驗屍事務出現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秩序,是突發狀況,是非常狀態,並引發中國傳統社會中司法行政地方社會等等重疊交錯,啟動了屍體與社會秩序之間形成的互相牽扯。對於縣官來說,檢驗屍體牽涉到的問題是地方秩序的問題,檢驗屍體的公開活動也是維持朝廷威儀與社會秩序本身,實際上,對於十九世紀中以後,某種距離西方意義的「都市」(city)或者「都會」(metropolis)最靠近的上海來說,租界硬生生地出現在上海縣與太倉府之間,一具報驗的屍體出現,處置屍體的對象、範圍和方式是否引發新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其實從許多的史料上並看不出來有太大的變化,然而《點石齋畫報》中的所描述的屍體與詭態(grotesque)之間的關聯特別值得注意。
第三章以凌遲為中心,中國的死亡景觀中,最為詭態的就是凌遲,驚心動魄的凌遲描述,對於現代人來說是一個迷,是死亡與主權之間最誇張的一種表達。凌遲甚於斬或者絞等死刑,內在於凌遲的核心是讓死成為一種公開展示的羞辱,但是這種羞辱必須建立在死亡的懸置上面,並且這種懸置狀態,不僅僅懸置了生命和動物性生命(bio and zoe)之間的區分,同時也懸置了主權與人權等等所有問題,凌遲既是解體亦是複雜的身體符號學,並與中國近代的許多情緒和西方觀點均牽扯在一起,因此本章也試圖分析旁觀者如何在這個景觀中發展出激情原始或者無感麻木的觀看和被看的社會心態。
例如第四章討論的《洗冤錄》乃是看屍體的眼光是種死亡的知識體系,洗冤錄記載著中國過去的對待不正常死亡的知識百科,雖然洗冤錄是一種類似手冊的文類,但是由〈洗冤錄補〉中的天命民命的政治思想可見洗冤錄不僅僅只是一份仵作的驗屍操作手冊,而是一個主權介入不正常死亡,以驗屍實行各種道德秩序及天理秩序的劇場。清中葉以後,律例館頒布校正洗冤錄的版本,並在十九世紀逐漸出現更多的版本,版本延伸了死亡知識的觸角,洗冤錄所代表的外部效果和不正常死亡的宇宙觀,與社會環境互相影響,然而因為近現代的政體轉變,檢驗也受到新的制度的影響,逐漸隱蔽在司法制度背後與實驗室之內。
第五章討論屍體與都市空間的關聯,社會學家吉登斯(Giddens)認為現代性經驗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對死亡的隔離,死亡的場景逐漸消失在生活世界裡,墳墓被遷徙到郊外、人們對於死亡保持緘默,日常生活中逐漸沒有了死亡的場景,這主要是因為文明化歷程的羞恥界線的內縮所造成的,如果Giddens的論斷延續法國史學家Aries、社會學家Elias…等人的研究,在中國的城市╱鄉村有沒有類似的現代性進程?顯然,這個現代性進程沒有這麼「類似」?第五章一開始先敘述嗅覺和惡臭如何擔負上海租界公共衛生的前線,在空間上逐漸地排除糞便、排泄物、下水道、廁所、墳墓以及丙舍。加上隨著租界透過空間擴張進行資本積累,死亡的空間,義塚、墳墓,逐漸被排除在都市空間之外,並且慈善也逐漸從死亡的象徵交換轉向公共利益的經濟理性。
第六章從死亡的經濟到衛生的修辭來討論,在生與死的平行不悖中,如何誕生了從屬的主體。二十世紀初,上海在幾次霍亂大流行時,公眾輿論逐漸透過流行醫療論述,轉化死亡的宿命論和偶然,成為積極地檢查自我、鄰人與環境清潔衛生,從內到外,從自我到公共秩序,生命的政治技術逐漸在自我檢疫和社會醫療中形構出檢疫政體,並且也在消費社會中建構出個體的感官與衛生。
第七章有點冗長,我想要問:死亡的現代性於焉完成了嗎?跟西方的死亡現代性的研究著作一樣,發現了中國處置死亡的方式和邏輯與西方現代性的歷史一頁的一致性嗎?那是不是漏掉了非理死與文化、政治之間的重要環節。於是我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也同時在反省非理死的不正常向度為何一直不能夠被制度化或者理性所消除,為何一直影響著我們對於主權的合法性懷疑,想要挑戰其判決,甚至起身抗議,大聲疾呼,與體制衝撞,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第七章看似與不正常死亡的現代性無關,但是卻在討論非常重要的概念:冤(wrongs)。在不算短的結論或者沒有結論的最後一章中,我要討論冤作為非理死的一種表達方式,包涵了語言上的修辭以及社會心態的感覺結構,冤作為中國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政治、歷史的主題,古今千年來在許多歷史、小說、戲劇中出現,套用布朗肖(Blanchot 1988)的書名,冤構成了難以言說的痛、恨、卑屈的不可說的共同體(the unavowable community),但是一直被當做社會記憶的一部分。不論歷史上罄竹難書的秦統一後焚書坑儒、魏晉六朝文人的浪蕩形骸、宋明的黨爭傾輒、明清的文字獄、三零年代左翼知識份子暗殺事件,近代的白色恐怖,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變,台灣島內的族群問題以及二二事件的平反,甚至牽涉到中日戰爭之後的寬恕問題,或者更多在社會邊緣角落的群體,被迫在主權意志、法律制度、行政條例、違警罰法、言說霸權下噤語,所以喊冤是一種對噤聲不語的身份箝制的突破以及透過言說挑戰既有的話語型構(discourse formation)要求肯認。其實不管我們有沒有被冤枉過,被壓迫過,是不是曾經親身體驗過共同體內部同胞的非理死亡的經驗,我們都透過冤的這個多價概念(polyvalent concept)連結許多層次,進入非理與暴力的共同歷史經驗,而這個冤的文化與冤的政治問題,就是對於死亡權力和生命政治最大的反身性與反思。
結論,我在論文結尾這一個不算長的結論中,大致上摘要並回顧論文主要論點,將幾個問題意識的線索再重新整理。並以正常與不正常作為主題,重新回顧死亡與社會秩序中所環繞的重要古典社會學問題:涂爾幹的社會分類、神聖與世俗、犧牲與線祭、儀式與共同體的關注,以及當代的思想對於理解中國非理死可能的啟發,再做一個理論上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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