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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從文人論政到輿論塑造:近代中國報刊的出現與嬗變
作者:溫楨文
校院名稱:國立政治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瑞德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4
主題關鍵詞:記者報刊輿論文人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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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基本思路是要緊扣記者其人,重現他們在新聞史上應有的地位與歷史意義。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各報刊對該詞的使用來觀察,「記者」概為報刊主筆自謂之詞,所以幾乎都是出現在評論文章之中。再者,在「記者」一詞逐漸被廣泛使用的同時,「訪員」、「主筆」等詞的使用在各報刊上也常司空見慣。當時,沒有一個新聞從業者對這種現象有過疑問,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好強調的「必也正名乎」,似乎在這個業界毫無發展空間。新聞從業者開始日趨專業化後,「訪員」「主筆」與「編輯」也隱然發生變化。逐漸的「記者」一詞彷如磁鐵一般,將上述各詞一一吸納其中,「記者」始成為新聞從業者的泛稱。隨著新聞工作範圍擴大,職業分工愈細的結果,「記者」一詞反定位於一尊,然而與國家之間的衝突、矛盾始終不斷。從近代中國新聞相關從業的精彩故事,也可展現近代中國多重變遷的一個側面。
記者的專業建立勢必與國家管控新聞的作法產生扞格,這就產生了國家與記者間的極度緊張。記者不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一樣,需接受一套完整嚴密且極其深奧的專業知識培育。記者也不需要通過國家考試系統的測試,來取得一個專業執照。因此,新聞從業所需要的職業技能相對醫師、律師、會計師而言,門檻相當的低,這也就難免容易讓人質疑其專業所謂其何了。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性報紙的生產方式如實反映了新聞業者的專業低落現象。加之有些素行不良的記者,以新聞報導為其個人發橫財的工具,極盡歪曲捏造之能事,全然喪失新聞實務(追求報導的客觀公正)和記者素質(職業的倫理道德)。
本文擬另闢蹊徑,對記者在歷史脈絡中如何出現,及其扮演的角色,進行比較詳細的研究。從刻工、印刷業務的襄助到主筆編輯工作的擔負,甚至一躍為出資報人,最後到民國新聞記者的出現,這其中的內裡變化,包括新聞報道、報社文化、記者社群、公眾輿論的形塑、社會影響等等,都有著極鮮明的文化融合與再造的歷史意涵。透過這些觀察希望對於記者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及其在現代中國文化變遷場景的作用,有較為深入的了解。
一、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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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秋,〈王韜日本之遊補論〉,收入: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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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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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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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外揚,〈沈毓桂之生平與思想〉,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未出版。

六、 日文史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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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正治,〈国聞報と鄭永昌領事〉,《季刊現代中国》,5(東京,1973),頁4-16。
目黒克彦,〈十九世紀末湖南の情勢と変法派の対応—保衛局設立の前提として—〉,《集刊東洋學》,54(仙台,1985),頁71-87。
西里喜行,〈王韜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3:3(京都,1984),頁96-110。
佐々木隆,《メディアと権力》,東京:中央公論社,1999。
沈国威,〈日語難嗎?—以近代初識日語的中國人為説〉,《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3(吹田,2010),頁119-130。
沈国威,〈新名词与辛亥革命时期之中国——以来自日本的影响为中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8(大阪,2012),頁195-206。
卓南生,《中囯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東京都:ペリかん社,1990。
狭間直樹(編),《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
高木宏治(編集);加藤祐山(解題);有山輝雄(監修),《東亞時論》,東京:ゆまに書房,2010,1898年12月より1899年12月25日まで東亞同文會により発行された全26号の復刻,底本:神戶大学附属図書館所蔵本、編者架蔵本。
冨塚秀樹,〈日本新聞学史における杉村楚人冠〉,《京都精華大学紀要》,第19號(京都,2000),頁206-218。
深澤秀男,〈変法運動と瀏陽算学館〉,《岩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通報》,57(岩手,1995),頁19-30。
陳力衛,〈梁啓超の『和文漢讀法』とその「和漢異義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收入:沈国威(編著),《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8,頁423-462。
黃尊三(著);佐藤三郎、實藤恵秀(訳),《淸囯人日本留学日記(1905-1912)》,東京:東方書店,1986。
福地源一郎,〈新聞紙実歴〉,收入:明治文化研究會編輯,《明治文化全集》第4卷,東京:日本評論社,1955,頁66。
增田武一郞,〈『時務報』と情報管制體制〉,《中國文學研究》,21(東京,1995),頁77-79。
七、 英文史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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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hthalmic Hospital at Macao,” Chinese Repository, 2:6 (October 1833), p. 273.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3:8 (December 1834), pp. 382-384.
“Promulgation of the Gospel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3:9 (January 1835), p. 429.
“Specimens of letters written by pupils in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 at Hongkong; funds of the Society,” Chinese Repository, 13:7 (July 1844), pp. 383-384.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2:11 (March 1834), pp. 5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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