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提出之「模件化」為間架,藉助孫機、揚之水、巫鴻等先生的物質研究成果,對器物書寫的淵源/流變、動因/成果、本質/價值提出新的解釋。
先秦為器物書寫模式的初始型、原始型,關鍵作品荀子〈箴賦〉所採取的謎語形式直接導致了「構件」(器物特徵)的出現。漢代是器物書寫的成型期,不僅是王褒等賦家具體地展示了由材料至道德意涵的架構,此時不少器銘儼然像是微型的器賦,不少器賦則是像是放大版的器銘,意謂著模式化的廣泛影響。魏晉是器物書寫的換型期,此時最重要的改變是將「功能」置移於「材料」之前,這種立基於現實的創作背景,有意去聖、崇尚簡樸的器物需求表態,應可視為傳統文學史以為魏晉賦作流於形式流於表面的一種反響。南朝是器物書寫的轉型期,受到文學內部(由賦到詩)與外部(集團式的文學創作活動)影響,前代的幾個構件在五言八句的詩作中共同往「整體」融匯,與其說是寫一個物,毋寧說是在「光」與「風」的捕捉看見一個「景」。
草木無情,人有所感,東漢末年以降的推移之悲既普遍反應於六朝詩文,則器物書寫也必然存此底蘊。通過對器物的留連,魏晉器物賦觸及了一種「懸置時間」的感受可能,而南朝器物詩對「片刻」的強調,也不妨視為「瞬間」形式的創造——以從「線性」和「循環」的時態中暫時解脫。
本文最末涉及畫屏風、畫扇和塑像贊。在題面上,這些作品都依賴器體,但在實際內容中,作者都略去了器體的物質性。依違於器體的有無,是詠器物題材的擴張;而依違於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畫.像」一類的詩賦可以說是「非典型」。弔詭的是,就是因為「非典型」,使得「歌詠」完全發揮了它的作用——我們之所以讀庾信〈詠畫屏風二十五首〉而覺得興味盎然,不是因為「屏風」,而是因為文學、因為文字。在這樣一個轉型的時期裡,這類作品是不可忽視的里程碑。
緣是,模式化促進了書寫,而非妨礙了書寫;人們用物質生活驗證了這一點,從而憑藉著模式化的認識理型,發掘了更多日常器物的不凡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