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禮記‧禮運》一文，以往之探討多側重於篇首大同章之分析，本論文則嘗試從該文後半篇以「人情」理論為核心的論述為基礎，再擴及全篇之政教文化觀，藉以對〈禮運〉全文作較全面性地探討。首先，探討〈禮運〉人情論的思想背景，分三小節論述：一、《禮記》與孟、荀人情論之比較；二、郭店竹簡《性自命出》與〈禮運〉人情論的參照；三、〈禮運〉人情論的內涵。其次，指出「天道、人情」是掌握〈禮運〉全文的綱領，分三小節論述：一、「天道、人情」是「大同、小康」所貫注的內涵；二、「天道、人情」藉由禮通貫於歷史文化；三、「禮為體、政為用」是安頓「天道、人情」的政治架構。第三，抉發「禮義」並用以治「人情」的宗教祭祀觀，分三小節論述：一、「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是政教結構的形成基礎；二、禮義是「達天道、順人情」的重要管道；三、禮藉「持情而合危」達成「大順」的最高理想。結論則點出儒家兼顧理想與現實的思想特色，大同小康乃是一體兩面，必須合看才顯深意。而〈禮運〉著重人情，〈中庸〉探討人性，二文配合可突顯儒家作為一性情之教的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