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
呂文翠撰
論文摘要
出版於甲午之戰前夕的《海上花列傳》，一直因為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歷史語境，使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筆者試圖透過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一、游移「邊緣」與趨進「中心」－－小說史與政治史的近代消長：
相較於甲午戰後，學界對於甲午戰前晚清小說的研究，一直興趣缺缺。因為不管從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動或文學風氣的大幅轉折來看，這場改變中國近代史發展的戰爭（1894-1895年），都是一個極具關鍵性的轉捩點。
巧的是，就在甲午之戰前夕，亦即1894年孟春，《海上花列傳》全本六十四回成書出版後不久，作者韓邦慶也結束他三十九歲的生命歷程。這一年，朝鮮與日本、清廷三方之間的齟齬日漸白熱化，幾個月後，中日之戰正式爆發，由李鴻章一手培育，號稱「東亞第一大艦隊」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終結了李系人馬獨霸政壇的局面。就像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指出的：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後始也（〈康有為嚮用始末〉，頁一） 。
這場改變歷史的戰役，凸顯出中國經過二十年「洋務運動」得以躋身「現代化」國家的大夢，竟顯得如此荒謬突梯。知識份子的痛切反省造成文學風氣的急速移轉，「小說」迅速躋身文學舞台的前沿。也因此，在小說中「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魯迅1990a：349）地呈現對於政治議題的批判譴責，甚至暴露社會黑幕、挖掘名流軼聞，雖然不見得取得了高度的正當性，卻也附驥在「有用之學」的功利訴求中被無限上綱。
擺脫了邊緣的「小道」地位，以及創作風氣的轉移，直接地影響了小說作品的閱讀市場。同樣是以申江妓女作題材，比《海上花列傳》稍晚出現的兩部小說－－《海上繁華夢》（1898）與《九尾龜》（1904）－－雖然在1920年代分別被胡適與魯迅視為「嫖妓指南」與「溢惡」期的狹邪小說代表作，文學價值不高，但它們在上海的報刊連載時 廣受讀者歡迎，集結成書後銷路更佳，一版再版，卻是不爭的事實。同樣也以上海妓女為主角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之一《孽海花》（1907年出版），一向被視為深刻諷刺晚清政壇與社會百態的歷史小說或影射小說，亦贏得讀者的巨大迴響，不僅一舉將曾樸推為晚清長篇小說的巨擘，小說中出身滬地的名妓賽金花更儼然化身「改變國家命運的女英雄」（王德威1993：128）。
從大眾媒體的角度來看，更可以看出甲午戰爭（1894）、戊戌政變（1898）、庚子事變（1900）等一連串影響直接威脅清廷國家主權的政治事件如何左右了近／現代小說文類的發展。中日戰爭清廷慘敗，國體危亡的憂患意識催化了民族主義的高漲情緒，戊戌變法（1898年）就具現了這股思潮背後的巨大驅力，變法雖然失敗，卻將康、梁等維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臺，也一併將「新小說」推上文學舞臺，小說負擔的教化功能與啟迪民智色彩， 已使它進駐到「改良群治」口號的前臺。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梁啟超亮出的「小說界革命」招牌非但和戊戌政變的政治改革旗號相輔相成，也使上述那些與「大眾媒體」（報章或期刊）結合的小說更加炙手可熱。1898年嚴復將赫胥黎《天演論》譯出，進一步激起文化思想層面的反省改革思潮。翻譯自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 不僅與「政治小說」同列，更擄獲了晚清開明知識份子的目光，風行一時。
相較之下，刊載《海上花列傳》的文學期刊《海上奇書》－－也是韓邦慶個人創辦發行、專載小說的雜誌－－雖然整整比梁啟超《新小說》（1902）雜誌早了十年，卻是寂寞的先行者，僅僅博得一個「近代專載小說的文學雜誌之先河」 的美名，《海上奇書》相關的研究不僅付之闕如，連資料的錯謬也以訛傳訛。
《海上奇書》雜誌中「最奇之一種」 的《海上花列傳》，同樣是風月情事，卻沒有七年（1899年）後出現的翻譯小說《茶花女遺事》「斷盡支那蕩子腸」 以及引領民初鴛鴦蝴蝶派小說學步的群眾魅力。相較於與學界為數甚夥且不斷翻陳出新的「新小說」時期文學雜誌之研究成績，兩者在學界所受的待遇如同冰炭之別。
因此，雖說「晚清」被認為是小說地位「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時代轉折點，但精確地說，文學觀念的轉捩點卻應以1894-1895年為定位、界分的時間座標。
那麼，明顯地，中日一役後大聲疾呼的改革聲浪一波比一波更洶湧地排山倒海而來，不僅成就了「感時憂國」為主流的文學口味，也一併抹銷忽視甲午「戰前」文人／知識分子面對國是與政局的從容持平的態度，連帶地，甲午戰前的小說作品，一貫被認為是隸屬於舊文學典範之下，更因為不夠「嚴肅」，而備受學界之冷遇。
這個現象說明了甲午戰爭後創作/閱讀小說心態的巨大轉變，「新小說」家提倡的小說教化論背後遵循的啟蒙進化觀，也同時讓戰前出版的《海上花列傳》，陷入無法定位的尷尬處境。
上面的分析，都說明了《海上花列傳》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地位，正因為如此，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但這個現象，卻也反過來凸顯「新小說」以降的小說批評充滿了「詮釋潔癖」」與「正典化」認定的迷思與盲域。
二、文學史／文化史上的《海上花列傳》：
在「新小說」時期，《海上花列傳》一度受到矚目，且激起不小的漣漪，如別士曾在〈小說原理〉一文中提到五種寫作小說的法則就以《海上花》為例：
蓋作小說有五難。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人多中才，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行，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羽，乃適成一驕矜滅烈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迂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徵也。是以作金瓶梅、紅樓夢與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寫君子（《繡像小說》第三號，1903年）。
彼時方當梁啟超以「新小說」雜誌為中心，鼓動起「小說界革命」的風潮，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整理評論前人小說。在夏眼中，《海上花列傳》的寫作技巧與《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名著不分軒輊；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海上花列傳》刊行整整十年後，首次受到文化界較嚴肅的評論。文章接著寫道：
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姦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於小事之經歷多而於大事之經歷少。金瓶梅、紅樓夢均不寫大事（出處同上）。
這段話中的「吃酒」一詞已點出專述妓家的《海上花列傳》亦與《金瓶梅》、《紅樓夢》同屬「寫小事」的章回小說之列。
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羼入敘述之中最為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說，尤為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法將議論之痕跡剪去始可。如水滸吳用說三阮撞籌，海上花黃二姐說羅子富，均有大段議論者。然三阮傳中必時時插入吃酒烹魚撐船等事，黃二姐傳中，必時時插入點煙燈、吃水煙、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將實景點入，則議論均成畫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經世文編，面目豈不令人噴飯（出處同上）？
這裡舉出《海上花列傳》第七回中黃二姐勸說羅子富的一段文字來作為議論痕跡成功融入小說中的例證，點出《水滸傳》和《海上花列傳》的作者深知「紀傳」體小說的寫作法門，間接地推崇兩位小說家的高度成就。
夏曾佑的長文很快地有了迴響，同年（1903年）《新小說》第七號中，梁啟超署名「飲冰」刊出一篇集眾位學者縱論小說心得的〈小說叢話〉，蛻庵也提到：
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讀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後其受感刺也愈劇。未到上海者，而與之讀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與之讀品花寶鑑。
以《品花寶鑑》的「京味」與《海上花列傳》濃濃的「海派」色彩為例，側面說明了《海上花列傳》出現後的十年間，它為上海城「寫照傳神」的功力已受到肯定。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小說界革命」時期，這部小說的市井性格以及承繼晚明「世情」說部的深厚淵源，學界漸成有共識，《海上花列傳》描摹人情世態的成就也堪與眾多說部經典相提並論。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評論者的主要目的卻是「提倡」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他們都在向讀者宣稱，閱讀這些經典小說足以達到默化感刺讀者大眾的效用。換言之，這些論述大抵不脫傳統「文以載道」的思維，所不同的是，「小說」從原先所處的邊陲地位，驀然被劃入重要範疇，且迅速位居核心。
光緒末、宣統初年（1910年代），上海出現了大批暴露醜聞秘辛的「黑幕小說」，影響所及，也有人開始記起《海上花列傳》是最早揭露上海名流事蹟 的近代小說，並將它與曾樸《孽海花》的影射手法相提並論， 皆為將「真事隱去」，保留豐富掌故、軼聞（醜聞）的「歷史小說」。
到了1920年代，正當五四運動激起的「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也促成了一波「重訪經典」的小說批評熱，關於《海上花列傳》最具代表性且影響深遠的幾則評論，幾乎盡數在此時出現。首先，魯迅於1920年代中葉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清之狹邪小說〉一文，正式將該書定位為繼承晚清「狹邪小說」一脈、並畫下圓滿句點的代表作。此文一出，《海上花列傳》從此與《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等作品成為同譜同宗，相關的批評更幾乎一無例外以此說為基準， 堪稱為該小說的「接受史」上影響力最為深遠的評價之一。
只是，我們若回到《海上花列傳》出版時的文化語境來觀察，就會輕易地發現，《海上花列傳》雖然以妓女為題材、主旨言情，卻從未被視為和《品花寶鑑》以降的三部言情狹邪小說一貫宗脈； 第一代「洋場才子」王韜（1828-1897）倒是曾舉出（比韓邦慶年齡稍長）鄒弢（1850-1931）所著妓女小說《海上塵天影》，讚譽它繼承了《品花寶鑑》、《花月痕》等書的優點。 這說明了「當時」的讀者與「後來」的文學批評家從大不相同的視野為出發點進行詮釋，此中雖無是非之分，但「後見之明」卻往往遮蓋或甚至取代了這些「同時代的讀者回應」。
魯迅的說法即是最鮮明的例證。如他肯定作者「記載如實，絕少誇張」（1990a：327）的寫實功力，一向批語嚴峻的他，給了《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同上：330）評價，此語堪稱為《海上花列傳》的文學史地位「定調」「定位」之言。仔細看來，魯迅的評論與「新小說」時期最大的相異之處，乃是他直接將該小說置於暗含貶意、且不乏幾分頹廢意味的「狹邪小說」一脈，並從創作心態著眼，將此文類上推唐人「冶遊」筆記書的淵源。換言之，小說的「載道」需求在魯迅看來其實大可不必，既然它來自於冶遊書的傳統，能夠讓「《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至此而斬」（同上：326），已屬難得之成就。
同時期的文壇祭酒，也是鼓吹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與劉復，卻與魯迅採取的態度相當不同。他們不僅合力將這部小說推入經典文學的殿堂，更毫不保留地讚譽它的藝術成就，稱之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但這樣的推薦讚揚，雖然一時四方響應：如孫玉聲、雷王晉 等與韓邦慶相識，也同樣兼具傳統文人與早期報人身份的作家，都宣稱早已識得《海上花列傳》的「絕好筆墨」。 雖然當時出現疑似續書的作品，但實際上並沒有造成後來的新文藝仿效跟進的熱潮， 這使得《海上花列傳》似乎諷刺地成為「空前絕後」的吳語文學巨著，倒是由《海上繁華夢》、《九尾龜》等小說所代表的「黑幕小說」一脈，以及沿襲《茶花女》言情感傷遺緒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在清末民初的文壇上大行其道。
換言之，版行面世時沒搭上「小說界革命」的熱潮，因此銷路平平，第二次備受矚目卻難免曲高和寡，後繼無人。難怪四○年代上海「孤島文學」的代表者張愛玲，稱這部小說「兩次悄悄地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1983：608）。這樣看來，張愛玲1983年在台灣出版國語註譯本《海上花》，不啻為讓這部小說起死回生的壯舉，經過張氏刪改翻譯，以及她自承「甘冒介入之譏」（2002：259）的批注文字添加後，方言的障礙去除，註譯者的導讀也解決了讀者的時代隔閡，小說儼然有成為「普及本」之勢。但耐人尋味的是，在國語註譯本〈譯後記〉這篇長跋末尾，張氏卻以一句「看官們三棄『海上花』」作結，彷彿她已預見小說原著在遭註譯本「部分」改頭換面之後，畢竟不能免於淹沒不彰，第三次出現又再次隱沒的命運。
1998年侯孝賢的電影《海上花》造成各界的討論熱潮，似乎破除了張愛玲的咒語，以台灣影壇為核心，動員更有組織、更具滲透力的傳媒霸權，讓小說在二十世紀末風華重現。但誠如張小虹所指出的，學界與電影研究論文甚夥，唯多數偏向以作者論（導演）為中心的（電影）文本分析（2002：255）； 整部影片所有角色雖然均以上海話發音，但從結構上看來，電影《海上花》毋寧與張愛玲的國語註譯本更為神似。 如此看來，套句張愛玲的話，侯孝賢的電影文本會不會是繼國語本之後，讓百年前的《海上花列傳》小說原著身影一閃，更徹底地與現代讀者錯身而過，漸行漸遠？
上面關於《海上花列傳》的接受史回顧，並不在討論後來的詮釋者（尤其是張愛玲與侯孝賢）是否返祖溯源，回歸文學血統的純粹性？或者重彈它是一部「寂寞的名著」的老調，檢驗它身上的現代成分究竟多少，以突出《海上花列傳》作為現代小說遙遠的先行者之地位。而在於，藉由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三、續接斷代－－小說家的生命史與晚清洋場文化剖面的重構
為了破解歷來關於《海上花列傳》文學批評背後隱藏的成見，以及將視焦從該書誕生的十九世紀末葉和「新小說」時期往上追溯，重新解析晚清小說現代「轉型」的課題，本論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就針對甲午戰前的三十年（1860-1890年代）－－同治、光緒時期－－上海洋場「文化圈」進行過歷史語境的重建，凸顯歷來文學史觀過於「泛政治化」 的成見，並據此進一步剖析：清末第一波現代化思潮的衝擊，既造就上海成為現代化大城，也促使上海的報刊業、出版市場成熟成形，為身處新／舊交接時期的晚清小說家－－洋場才子－－提供文化轉型的契機。
如果近距離爬梳清1840-1890年代的上海史，就會發現，彼時國內外的政治局勢固然不見得風平浪靜：1884年發生了一場對京畿威脅不大的中法戰爭，東北的朝鮮問題亦暗濤洶湧，但整個社會卻還處於自1870年代推行「洋務運動」以來逐漸堆砌而成的「中興」「自強」氛圍。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表相穩定，使得與報刊結合的通俗小說，遷就的是閱讀市場的口味：報刊上登載的小說接近娛樂消閒的通俗性格與商業導向。大抵而言，「小說」仍屬邊緣性格的「小道」文學。
雖屬小道，但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仍與過去案頭書寫、鉛印版行的著書、版行方式有根本的不同。論文的第一章就從四個方向－－鴉片戰爭後上海朝現代大城發展的歷程、洋務運動及與西潮回應對話之社會風貌、李鴻章「海上洋幕」透露出晚清士大夫心態的驛變、報刊文化造就了第一批現代意義的報人和市民文學的崛起－－來呈顯新舊世代轉型的文化議題，也要進一步強調，1860-70年代起跑的洋務運動，以及商業港埠龐大的貿易吞吐量，不僅使上海成為「海東利藪」，更擁有構成大都會雛形的物質條件和文明環境。
從這個時間軸上來看，當我們聚焦189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層面進行剖析，就會清楚地發現：曾擔任報社撰述的韓邦慶透過《海上花列傳》企圖捕捉的是十九世紀末上海洋場這個競爭激烈且「轉變中」的社會之具體縮影，小說文本內／外的巧妙呼應，更歷歷可見小說家清晰敏銳的當代意識。
站立在重新鋪陳建構文化場域與歷史語境的基礎上，接下來論文的第二章，則正式展開小說家生平、家世淵源的尋繹追蹤。經過方志與史料的勾稽蒐證，我們發現，原來韓邦慶的堂伯父，也是清末著名的算學家與藏書家韓應陛，他曾親手校勘由上海「麥家圈」著名西儒偉烈亞力和算學家李善蘭合譯的《幾何原本》後九卷，並自費刊刻印行，鮮明呈現了海禁開放後積極與泰西之學接軌的江南士大夫心靈側影。從他身上，亦可窺見日後同樣與上海文化圈關係密切的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身上融匯交錯的中西文化印跡。
另外幾則珍貴資料為，韓邦慶的叔父韓承恩是曾與肆虐東南半壁的太平軍正面交鋒的浙江同知，勤政而清廉的他因為討伐民亂而受到彈劾，中年鬱鬱而終，也象徵威脅清廷中央最大的民亂－－縱橫十數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對於累積深厚人文資產的江南一地造成的巨大傷害，凸顯出鴉片戰爭後晚清政局內外交煎的局面。相對而言，韓邦慶的父親韓宗文踏上仕途之路時正逢「同治中興」時期（號稱清朝最後一個治世），政局的內憂外患有了暫時的喘息機會，幼年的韓邦慶舊跟隨擔任刑部主事的父親「宦遊京師」，見證了京城帝都從政治與外交上著手進行「自強運動」的革新氣象。
上面關於韓氏家族中幾個在朝為官的代表人物之描繪，同時也讓韓邦慶作為一個官宦世家子弟的形象更加立體。成年後回到故鄉松江婁縣取得廩生資格、也正式定居上海的韓邦慶，儘管曾兩度參加春闈秋試，卻終其一生未能在舉人考試上金榜題名。也因為如此，家道中落後的韓邦慶開始在成立已有十數年，於滬地已建立口碑的《申報》館擔任撰述（1887-1890年），也為同時代那些出身江南，多數是落第秀才而寄食滬上、充任報社筆政的江南文人， 留下明晰而具體的縮影造像。
從發表在「新聞紙」上的文章來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屬於申報文人圈外圍筆政的韓邦慶，雖然與早期報人團體的核心或邊緣分子一樣，不見得認同自己的報人「職業」，但文章中清楚流露的現代時空感知，仍然揭示出從固守書齋到面對讀者大眾，由傳統士人身分轉化為開始透過媒體砭鍼時事的現代知識分子之過渡特徵。從相關資料看來，雖然1890年秋韓邦慶卸下筆政身分，離開上海赴河南充任下層幕僚，但隔一年的秋天，他以參加北京科試為由辭去幕業，入京參加生平第二次的舉人考試，鎩羽而歸後，再度回到滬上的他，隔不到四個月，就推出個人的小說雜誌《海上奇書》（1892年）。
從生命史與當代的文化剖面入手，可以更細膩地探究韓邦慶發行文學期刊的心路歷程。巧的是，《海上奇書》刊行（1892年）時，正是《申報》創辦二十週年，從報刊史的發展來看，「申報館」以及專載小說的文學期刊在海上文化圈的出現，都為滬地漸漸成熟成形的市民文化奠定新的里程碑。回到《海上奇書》雜誌本身來看，既展現了作者／編者在「文言」和「白話」小說創作上駕輕就熟的「才子筆墨」，再透過韓邦慶與同代文人的創作來進行比對，更幫助我們重審過去以來的文學史界義與批評成規：誕生於學界所認定新舊文學典範交接「前夕」 的這部「純小說」雜誌，已清楚地披露第二代「洋場才子」在個人獨特性與整體文化語境之間，或同中求異，或拮抗角力的創造活力。
這說明了甲午戰前的上海文藝界雖未曾標舉「求變」或「革新」的旗幟，但傳統「說部」的蛻變非但不能輕忽，此中紛陳歧出，不能歸於一宗的文化現象，更有助於我們從嶄新的視角省視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線索。
因此，本論文的第二部分，除了針對《海上奇書》中連載的十數篇文言小說（雜誌中的標題為「太仙漫稿」）進行分析之外，最主要則是試圖呈現創作主體在文言和語體小說中皆致力挖掘的女性文化及情色文學的清楚脈絡。論文第三章延續第二章的觀照視野，將《海上花列傳》置於當時的出版環境與文藝圈中進行考察，凸顯它在具有濃厚市民文學色彩的眾多「海派風月書」中的特殊性。經過「共時性」與「歷時性」雙方面的爬梳，我們會輕易地發現，該書在上海文壇的誕生，一方面是象徵了晚明以來情色小說的系譜有了「海派」傳人，另一方面卻弔詭地說明了：風月小說的言情傳統在此時歷經斷裂與重生。小說中固然仍有「一笠園」的花園仕女情節喬段，但卻因為小說家刻意諧擬並置的手法，徹底顛覆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敘述格套與美學規範。
換言之，韓邦慶既自覺地繼承明人的豔異美學與才子奇書傳統，《海上花列傳》的「花國／園子」明顯固然套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結構，在文本中構築了一個出塵絕俗的情色烏托邦。但情節進程中的「花園」與「仕女」形象，卻同時具備了雙向逆反元素：一則以純粹化、理想化的方式構築疆界，內化既成文化價值；再則也以充滿拮抗角力的疆界內外的文體、人物形象及情節意涵的對照與折射，揭現回歸文化「原鄉」與情色烏托邦之不可能，進而移轉銷減了晚清文人情色書寫之影響焦慮。
四、「情色烏托邦」、「上海學」與十九世紀末的「摩登上海」
有了這個從當代文壇的「共相」中尋索「殊相」的過程，我們方能貼近韓邦慶與前人小說美學及文學傳統對話的思維印跡，清楚勾勒創作主體一方面歧出情色小說的系譜，一方面衍異創造出嶄新的形式與內容之強烈企圖。
論文的第三部份，延續了前述兩大部分的解析與論證，正式展開《海上花列傳》作為「海派」第一部城市小說代表作的論述觀點。為了較全面地呈現以「上海人」為本位的都市文學創作視野，筆者將同時代稍晚出現，皆以「海上」為標題的《海上塵天影》（1894年）與《海上繁華夢》（1898年）兩部小說，與《海上花列傳》進行細緻的比對分析，藉以凸顯韓邦慶作為海派都市文學之先鋒作家的重要地位。
當然，從都市文化的觀點針對上海文學進行詮釋的學術研究，近年來成果斐然，其中又以李歐梵《上海摩登》一書（中文版於2000年出版）最受矚目。李氏此書主要以1930-1945年作為觀察的時間座標，透過小說文本中物質層面與都會文化條件的呈現，重新解釋1930、40年代幾位著名的「現代派」作家與作品（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邵洵美、葉靈鳳與張愛玲）。此書援引參照的理論體系，是近年來最走紅的都市文化論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因此，李歐梵刻意將班雅明筆下的十九世紀巴黎與二十世紀三、四○年代的上海相互參照，班雅明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如「遊手好閒者」、「花花公子」也陸續成為李氏描繪上海「新感覺派」作家的關鍵詞彙（見第一章〈重繪上海〉）。
姑且不論李毆梵將波特萊爾詩中的「現代城市」、「妓女」、「寓言」等等意象，拿來與「新感覺派」等現代小說家文本中相同的形像隱喻比附參照之做法，是否有枉顧歷史文化語境的相異而過度詮釋之嫌，但他的確揭示出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視野：基於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層面遠比它的「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接納的事實，因此，從「物質」層面著手，考察西方文明如何逐步地滲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造成文化風氣的轉移，並在有意識捕捉都市文化風貌的小說家筆下露面現形，誠然是重新探究中國現代都市文學不可輕忽的重要門徑。
如李毆梵所言，二十世紀三○年代的上海：
確實已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個國際傳奇，號稱「東方巴黎」，一個與傳統中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充滿現代魅力的世界（3）。
有趣的是，當我們從《海上花列傳》誕生的年代背景與稍晚的兩部「海上」小說文本中隱約透顯的都市風貌來觀察，就會發現上述的用語，幾乎可以完全用來描繪十九世紀末的上海城。換句話說，早在1890年代，上海就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城了。
鴉片戰爭之後，1845年英國租界在上海縣城的城北設立，宣告了西方現代化的公共設施、法律制度與物質文明佔領了「國中之國」般的核心據點，隨後法國、美國租界區在1848、1849年相繼開闢，並漸次擴張，又與英國租界區連成一氣，形成為晚清中國最特殊的文化景觀。1853-55年的小刀會之亂沖開了原本「華洋分居」的局面，租界內充滿避難而來的華人，形成事實上的華洋雜居，不管在商業貿易、生活方式與建構市民意識等層面，都對上海近代社會的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熊月之、張敏3）。到了1890年代，都會的風貌雖然不免新舊雜陳，卻委實已經是一個現代意義的城市景觀，因此，我們其實大可不必「捨近求遠」（從1930年代上溯到1890年代），就足以套用李毆梵的模式，與班雅明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城進行饒有意味的比對映照。更直接的說，上海不必等到二十世紀三○年代才展現「摩登」風情，與花都巴黎1850年代人文薈萃的黃金時代沒有相距太久，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上海已將內地或沿海諸城鎮拋在腦後，帶頭穩穩跨出「上海摩登」的第一步。
如果說，班雅明重新描繪十九世紀中葉「巴黎學」興起的時空線條，並以波特萊爾的詩作以及現代性論述（Baudelaire 26-29）做為考察印證的中心，勾繪「十九世紀的巴黎」（Gilloch 93-97）之城市輪廓。那麼，我們也可從1880年代的上海文藝圈同樣興起一波波「上海學」熱潮的角度，重新考察近代上海逐漸從具備都市雛形到擁有成熟可觀之現代城市文化的鮮明足跡。
就像第三章「風月書的海派系譜」一節所探討的，1880年代由申報館發行的一系列「冶遊」書在出版市場的風行，很快地帶動了遊滬采風的筆記書與旅遊指南的書寫風尚，如本著「開眼看世界」的編輯旨趣印行的套書《小方壺齋輿地叢書》， 「第九帙」即是專載海禁開放後沿海港口風土情勢的一系列書（彭明輝，247），其中又屬記述上海城的筆記書最為醒目；當時各式各樣琳瑯滿目以「上海通」自詡的著作在書市中佔據越來越大的版圖，都證明了鴉片戰爭後開埠以來，上海洋場經過西潮將近半個世紀的沖激沉澱，已經積累了豐厚的城市文化。
當時在上海的雜誌上連載的域外小說同樣出現描繪西方大城風貌的段落：《昕夕閒談》（1873-1875年）裡的法國巴黎、《回頭看紀略》（1891-1892年）中的美國波士頓，都具體而微地指陳了現代的時空語境，為上海文人的都市想像增添了異域色彩。
我們可以說，1880-1890年代業已蔚為潮流的「上海學」，直接間接地促成或影響了身兼「報人」身分的小說家之創作思維，《海上花列傳》帶頭掀起以「海上」為名 的小說潮，更是十九世紀末上海學的極致體現。
因此，第四章開始，本論文即正式從「中國近代第一部以現代都會為小說場景」的觀點，探究《海上花列傳》如何具現了晚清洋場新舊文化轉型的眾多課題：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價值被逐漸勃興的商業勢力所取代，因城鄉差距越來越懸殊而造成的城鄉流動，既衝擊了固有的社會秩序，也輾轉催生了另一種城市文化生態。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從鴉片戰爭後的近代上海「遇見」泰西現代文明的過程，李歐梵筆下的《上海摩登》，應屬第二或第三波現代化浪潮所沖刷出的海派都市文化景觀。
進一步來看，這些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海上」小說潮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滬北租界區的高級妓院作為小說題材，除了是因為這些具備某些封閉特質（介於公／私領域間）的「長三堂子」同時是「時髦」的代名詞，擁有新舊雜陳、中西交匯的空間擺設之外，也同時是租界區華人圈子中、上流階層的社交核心，來自四面八方的社會與階級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在此邂逅交匯，折射出都市中現代性主體的慾望啟蒙、自我形塑的過程。
從歷史、社會與文化勢力的消長變化重新回過頭來看魯迅將《海上花列傳》置於清末狹邪小說系譜的說法， 我們更會赫然發現《海上花列傳》正處於新／舊典範變遷過渡的轉捩點：該書是第一部全面以上海租界的高級妓院為背景的白話小說，它的出現，為我們打看一扇觀察十九世紀末行將興起的港埠大都會風貌的窗口。另外，故事中最核心的場景－－長三書寓－－不在上海舊縣城，而全數位於城北最早成立、制度較為完備的英租界與法租界；挾著「國中之國」的地位與清廷律法「化外之地」的優勢，此區的高級妓院除了躍居江南地區娛樂業龍頭的寶座之外，更是當時政、商、文化界名流輻輳聚集的社交場域。
以此角度深入分析，在晚清洋場文人眼中，最能代表十九世紀末上海城繁華盛景的空間場域，無疑是騷人墨客冶遊流連、官宦商賈麇集往來的風月歡場。「現代都會」與「妓女」正式成為矚目的形象隱喻，共同建構了「海派」小說都市想像的重要支柱。
因此，這部小說一出，後來跟進出版的、以妓院生態為題材的小說，就幾乎都以上海作為故事結構的時空座標。這不但標舉出《海上花列傳》是觀察傳統狹邪小說轉換敘事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我們討論具有強烈市民文學性格的晚清長篇白話小說「現代性意義」的最初基礎。
就如波特萊爾在十九世紀中葉完成的《惡之華》（1857年出版），「妓女」同樣是頹廢詩派現代性寓言 的主要元素（Buci-Glucksmann 103-111），這裡無意將中、西方都市文學史中同樣具有現代性開創意義的兩部巨著拿來作過度輕率的比附，但這樣的對照，卻更清楚地揭示都市中的創作主體，皆不約而同地藉由都市中越來越強勢的女性文化來表述現代性時空語境的書寫特徵。
經過小說文本的比對分析，我們可以確定，韓邦慶《海上花列傳》非但率先開啟了現代海派都市文學的系譜，更歷歷記載了歷經第一波現代化洗禮、沉澱後的都市文明之深刻印痕。
因此，本論文要特別將《海上花列傳》從隸屬於傳統情色文學的「狹邪小說」文類中標舉區分出來，將它置諸－－第一部描繪出真正「現代意義」之上海城的長篇小說－－的視野進行考察，進一步揭示：工業革命後向「東方」擴散的西方文化勢力，在十九世紀末的上海租界區業不僅已佔據「國際村」與「世界窗口」的代表地位，更與上海舊縣城或租界區的華人文化交匯成萬花筒般的城市景觀。上海「城北」現代化的物質條件與公共生活空間，固然促使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以「演義體」小說再現言情小說，但另一個關鍵的側面－－域外文學與現代化的報刊文化所開啟的世界圖像及城市想像－－同樣也是身處滬上這個全國最大出版中心的文人所擁有的雄厚資產。不管是內容呈現出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現代城市文化，或者是形式上連載於文學期刊、更直接地面對市民讀者，都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洋場的現代商業出版機制對於作家造成的直接影響。
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就透過這部歷歷記載近代中國第一波現代化文化印痕－－也是近代文學正式踏出「上海摩登」第一步－－的風月小說，作為觀察海派文學都市文化的經緯座標。第四章試圖剖析的核心議題如下：域外小說呈現的都市圖像或女體意象，如何為傳統「說部」注入嶄新的元素與變數？或者反過來說，晚清小說的現代變革，如何從小說中都市空間文明條件與女性自我實踐的課題上逐漸轉型？由這些城市中「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女性地位的變化所帶來的新奇（novelty）視野與時髦特徵，如何催生新的敘述技巧，從而引動了狹邪／情色小說傳統的蛻變衍異？
接著，延續第四章凸顯城市「外在」景觀的線條與聲色犬馬的慾望地圖之討論基礎，探究洋場壓倒性的物質環境、具備鮮明舞台感的公共空間，如何與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與自我扮演互相映照呼應？就像小說中的上等堂子，乍看之下僅是閨閣妝奩般的封閉性「內室」，卻因為小說家挖掘慾望軌跡的敘述策略，使得它成為視覺文化主導下堆積著「情愛物件」與「愛欲細節」的心靈空間。在此具有象徵意味的空間中，情愛的挫敗傷痕及徵逐慾望的過程，都是「自我形塑」過程中與「異己經驗」鬥爭的痕跡：它一方面固然呈現了現代性主體在物慾橫流、商業掛帥的都市經驗中，面對傳統價值觀脫序崩毀的徬徨失據，另一方面也分明揭露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與階級之向上流動性，讓固有的尊卑貴賤觀念和過去不可動搖的階級地位重新洗牌，從而衍生出嶄新的主／客、物／我的互動結構，構新興海派文化最鮮明的精神底蘊。
上述的議題都迫使我們重新「認識」：韓邦慶不僅是近代中國最早富有職業意識的「小說家」，《海上花列傳》亦是晚清首部即時連載的長篇白話創作，它也是第一部呈顯上海城初始現代化都市面貌的吳語巨著，具體反映出各股力量牽扯壓擠、融合交匯的都會世界，堪稱為晚清海派都市小說的扛鼎之作。
從這些具有開創意義的角度來審視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非但足以挑戰歷來晚清文學的界義成規，更幫助我們從嶄新的視野重新探究近代都市文學現代性傳衍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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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shed righ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Sing Song Girls of Shanghai has the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of bordering between the twilight zone of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thus is fated to be one of those “double-lost” works (neither do they completely belong to the “old” novels nor are they “new” novels yet) in literary/cultural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a which Sing Song Girls of Shanghai has aroused in cultural history for the 120 years sinc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the writer of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reflect on some cultural issues: the images of the city through centuries, media, sexuality and genres, etc. in order to, on the one hand, reveal these long-neglected cultural issues deliberately obscured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s caused by their “disputability” or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on the other hand, depict the hidden true spirit of the late-Qing Shanghai-style Urban Fiction to show its significance of being “the pioneering voice of modernity“ in late-Qing literary circle.
The first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deals with the reconstruct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circle” of the modern Shanghai City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1895 Sino-Japanese War---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toward a modern cosmopolitan city since the Opium War, the soci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responses toward western thinking , the way Li Hung-chang’s “Shanghai Mufu of Foreign Affairs” reveals the changes of mentality of late-Qing Confucians, and how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rompted the emergence of the first newspapermen in the modern sense and the literature of city dwellers. This part is aimed to present the cultural issue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generation and make further analyses based on them：the impacts of the first wave of modern thinking in the late-Qing period made Shanghai a modern cosmopolitan city and prompted the full bloom of Shanghai’s newspaper and magazine industry and thus provided a chance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for late-Qing novelists----the Gifted in the cosmopolitan Shanghai, who were right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old and the new.
Dealing with the aspects of life history and culture, we can get closer to Han Pan-ch’ing’s inner world when he published the literary periodical.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besides analyzing a dozen serial classical-language novels printed in Shanghai Literary BiWeekly, the writer will further elaborate on how these novelists dedicate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female culture in both classical-language novels and daily-language novels. Through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es, we will easily find out that the birth of this periodical in the Shanghai literary circle symbolizes the Shanghai heritage of the amorous novels since the Late Ming period on the one hand and explains how the romance tradition of the courtesan novels goes through disruption and rebirth he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directly uses this courtesan novel, which clearly records the cultural imprint of the first wa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e., the first step of moving toward the “modern Shanghai” in modern literature, as a coordinate to observe the urban culture of the Shanghai-style literature: how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he traditional elite clas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uprising commercial values and how the increas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resulted in migratory population, which made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order and in turn helped generate another form of cultural ecology. Chapters Four and Five focus on analyzing： how the images of the city or the female body, as are presented in the Shanghai “Exterritorial” novels, have injected brand new elements and variables to the traditional novels, making them become the preceding paragons of Han Pan-ch’ing’s Urban writing；how the issues of the modern city space and the female self-realizations in these novels have concretized the material aspect of modernization； and also how the modern signs and novelty of the changes of female positions have both made new narrative devices possible and completed the changes and variations of the conventions of erotic novels.
Next, continuing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tour of the “exterior” landscape of the city and its map of desires, we find the overwhelming material environment of the modern Shanghai and the colorful stage-like public spaces reflect the inner world and self-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as well.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novelist employs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revealing the traces of desires and clearly present the imprint of fighting “foreign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self-modeling,” the novel shows how the subject of modernity has suffered loss of directions because of the chaos and breakdown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unpleasant experiences of materialism and commercialism in the city；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vel also clearly reveals the upward surges of the society and classes which reshuffle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the dignitary and the lowly and the unshakable class status of the past, resulting in a brand new structure of interactions for subject/object and the material world/the individual. The novel indeed demonstrates the most obvious attributes of the emerging Shanghai-style culture.
From the issues shown in the novel as are stated above, we are made to “re-evaluate” Han Pan-ch’ing as a writer: Han Pan-ch’ing is not only the first novelist with a professional awareness in modern China, his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is also the first serial novel in vernacular Chinese in the late-Qing period；more importantly, this novel is the first great work in Shanghai dialect which presents the beginning city landscape of Shanghai, concretely reflecting a urban world with all various forces compressed and melted together---the novel can even be rank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among the late-Qing Shanghai-style Urban novels for this. Viewing Han Pan-ch’ing’s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from these meaning-generating angles, we can not only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criticisms of late-Qing literature, but also re-explore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modern urban literature from brand-new perspec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