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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唐代河南道及都畿道與國勢興衰之關係
作者:趙國光
校院名稱:中國文化大學
系所名稱: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王吉林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4
主題關鍵詞:唐代河南道都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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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唐代河南道及都畿道,在地理上,指今山東省全境、河南省大部、以及江蘇和安徽兩省的北部區域;亦即位於黃河與淮河之間的狹長地帶。其西臨大谷關、秦嶺,南沿伏牛山北麓向東至海,北自中條山、王屋山、太行山南麓沿黃河至渤海。其地理方位大致約在東經110゚50'至122゚70',北緯32゚20'至37゚80'之間。
在文化上,河南道及都畿道為華夏古文明的中原文化和齊魯文化的地區。此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聚居於此,如發掘的裴李崗文化遺址,及滕州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較晚期的龍山文化等。這些文化遺址都顯示遠自距今約八、九千年至四千年以前,先民就在此從事文化活動和農業生產,過著比較穩定的農業經濟生活,使此區成為華夏民族活動頻繁、人口稠密及文化發達的地區。
在政治、軍事上,都畿道的洛陽是中國著名古都之一,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政權皆以洛陽為政治中心。唐代亦以洛陽為東都,唐前期高宗、武后和玄宗常往返於長安、洛陽兩都之間。尤其高宗、武則天時期,洛陽更是全國政治重心之所在,號神都。《禹貢》稱河南地區為豫州,因位居九州之中,故又稱中州,即所謂的中原地區。自古即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綜觀有唐一代的重大戰亂,幾乎皆以河南地區為核心,可見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戰略地位,及其與唐王朝興衰的關係。
在經濟、交通上,河南道及都畿道的地位更為重要。區內黃淮平原的面積廣闊,土壤肥沃,河流水系豐富,且朝廷重視北方黃河流域的水利灌溉工程興修,使得此區成為唐代重要的農業生產區,其粟、麥糧食產量甚多,是全國重要的糧倉。唐前期曾漕轉此地粟、帛供應京師關中地區,顯見其經濟實力的雄厚,以及對盛唐時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有很大的貢獻。
在農業經濟發達的基礎上,唐代手工業也逐漸成為重要的經濟部門,受到社會消費增加的刺激,無論產品的數量和品質都較前代提高。其中絲綢的生產對經濟發展甚為重要,其與粟米、錢幣是國計民生的三大支柱,而絲綢在唐代的經濟效用更為廣泛,可以用作製衣原料、賦稅收入、官員俸錢,或賞賜及支付軍事開銷,甚至充當貨幣之用。河南道及都畿道是唐代重要的絲綢生產地區,其絲織手工業興盛發達,所生產的絲綢不僅數量甚多,而且品質優良,在唐代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河南道及都畿道因位處要衝,萬方輻輳,是唐代水陸交通的中心。洛陽為唐代東都,又居天下之中,遂成為全國交通網的樞紐。唐代的陸路交通主要幹線,是建立在京師長安和洛陽之間的東西軸線上,兩京間的驛道向東延伸至河南道的汴州,稱之為大路驛,是唐代國內交通的總樞紐。以此幹道為中軸,向四面八方輻射,幹線、支線相連,形成由兩京通往全國各地的陸路交通網。
以洛陽為中心,向西有大路驛直通長安,向北有驛道可達河東道的太原府,向東北可到達河北道的幽州及營州安東都護府,向南雖然多山岳險阻,但仍有驛道通往襄、鄧、荊、鄂等州,直至江淮一帶,並再向南越過大庾嶺直至嶺南之廣州。向東則以平原地貌居多,故交通較發達,洛陽至鄭州、汴州的驛道,為此區交通的軸線,由此向東延伸可至鄭、滑、濮、鄆、齊、淄、青、萊、登等州,向東南可至沂、密、海、泗等州。
河南道最東的登州,為唐代國內陸路交通網的東方終點,也是唐代域外交通的海上航線起點,由此向北通過廟島群島與遼東半島密切連繫;東隔黃海與朝鮮半島、日本相望,向東航行與新羅往來頻繁,續向東南航行更可到達日本,向南可以與東南沿海的港口相通,地理位置甚為優越,是唐代重要的東方門戶。
唐代內河水運以黃河和汴河運輸為主,汴河即隋之通濟渠,鑿於大業元年(605)三月,自洛陽西苑引穀、洛水入黃河,再自板渚引黃河入淮。水運是價廉且便捷的運輸方式,因此汴河漕運對唐王朝的政治、經濟皆有重大影響。
安史亂後,河北跋扈藩鎮割據,中央賦稅來源減少,且經濟重心又轉移至東南江淮地區,在長安的中央政府財政須仰賴江淮賦稅的收入,而汴河居漕運的樞紐,交通運輸的動脈,於是汴河漕運路線的暢通與否,直接關係到唐王朝的興衰存亡。
德宗對跋扈藩鎮的用兵,即未能完全掌控漕運路線的安全,軍亂兵變常阻撓江淮物資的北運,使朝廷財政陷於窘境,無法長期支付戰爭所帶來的龐大軍費,最終仍以姑息妥協收場,顯見河南道地區的穩定,對唐王朝的興衰有其關鍵性的地位。
憲宗面對跋扈藩鎮的囂張氣焰,決心積極平定藩鎮,其元和中興的成就,雖有賴賢相與良將的輔佐,但朝廷掌握了河南道汴河運路的咽喉要地,東南的物資能順利轉運至西北關中地區,使中央能以較具優勢的經濟條件,完成政治、軍事上的目標,重振朝廷的威權。由此可以看出,河南道地區局勢的穩定與否,和唐王朝的興衰有密切關係。
懿宗時,龐勛之亂侵擾河南腹心之地,曾阻撓汴河漕運,使中央財政及地方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舊唐書》云:「徐寇雖殄,河南幾空。」,此次動亂雖未直接促成唐王朝的滅亡,但卻動搖了朝廷統治的根基,使國勢更趨衰微。
僖宗朝王仙芝、黃巢之亂,響應附和者眾而聲勢浩大,不僅江淮東南富庶之區遭受賊寇劫掠,居漕運樞紐的河南道廣大地區也屢遭叛軍蹂躪。晚唐政府須維持東南賦稅之區的安定,及控制河南道的汴河漕運安全,才能維繫其生存的命脈,然僖宗朝卻使局勢更為惡化。
唐末的軍變與民亂,河南道及都畿道地區又成為主戰場,藩鎮、軍閥相互之間激烈的兼併吞噬,朝廷只能坐視而無力制止,成為強藩大鎮的附庸,唐王朝已名存實亡,最後終於被朱溫建立後梁所取代。
河南道及都畿道的關鍵戰略地位,以及政治、經濟上的重大影響力,使得此區的穩定與動亂,直接與唐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兩者之間的脈動是一致。
一、史 料
(一)一 般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第二版,一九九六年一月北京第十四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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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毛公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二00一年六月初版一刷。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十月初版一刷。
東漢‧王充,《論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九月一版一刷。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二00一年六月初版一刷。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二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十三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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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沈約,《宋書》,台北:鼎文書局,一九八七年五月五版。
梁‧蕭統選輯,唐‧李善注釋,《文選》,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七一年三月初版。
北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台北:華正書局,一九八0年四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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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四月第六次印刷。
唐‧李延壽,《北史》,台北:鼎文書局,一九八五年三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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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四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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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台北:國泰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七七年一月初版。
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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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溥,《唐會要》,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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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人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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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版。new window
史念海,《中國史地論稿(河山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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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版,一九九五年五月重排版。new window
朱新予主編,《中國絲綢史》,北京:紡織工業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一版一刷。
牟重行,《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再考證》(北京:氣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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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亭,《中國漕運史》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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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版,一九七八年七月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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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國棟,《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0年三月一版一刷。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台北:帛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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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澤咸,《唐代工商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二次印刷。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八月第一版,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三次印刷。
郭松義、張澤咸,《中國航運史》,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初版一刷。
陳明榮,《秦嶺的氣候與農業》,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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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賢熙,《唐代汴州─ 宣武軍節度使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一年十二月。new window
程志、韓濱娜,《唐代的州和道》,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一版一刷。
楊 遠,《唐代的礦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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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琦,《虞夏時期的中原》,北京:科學出版社,二000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鄒逸麟,《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一刷。
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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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峰,《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濟南:齊魯書社,二00二年九月一版一刷。
劉希為,《隋唐交通》,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台一版。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六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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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一版一刷。
盧華語,《唐代蠶桑絲綢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版一刷。
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初版。
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台北:食貨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初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台灣再版。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七五年五月初版,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版。
羅振玉,《流沙墜簡》,收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一九九0年十月一版一刷。
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收於馮志文主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續編‧敦煌學文獻卷》,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一版一刷。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一九六三年七月初版。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六月一版一刷。
蘇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初版。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七月一版一刷。
龔高法、張丕遠、吳祥定、張瑾瑢編著,《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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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立,〈對貞觀年間農民生活狀況的初步探討〉,《河北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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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林,〈唐代馬嵬之變的政治意義及安史亂後宰相制度變化的趨勢〉,收於《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初版。new window
王吉懷,〈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文化〉,《許昌師專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王守春,〈歷史時期野生亞洲象與犀牛地理分布變化與氣候環境變遷若干新認識〉,《歷史地理》,第十八輯,二00二年六月。
王建懷,〈唐代北方的稻作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二00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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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壽南,〈唐代的府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卷十期,一九七七年十月。new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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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賽時,〈唐代的淄青鎮〉,《東岳論叢》,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王賽時,〈唐朝軍隊結構的變化與驕兵悍將的形成〉,《齊魯學刊》,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王雙懷,〈盛唐手工業簡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二000年第一期。
王雙懷,〈試論開元時期農業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王雙懷,〈論盛唐時期的商業〉,《人文雜誌》,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史念海,〈開皇天寶之間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農業的發展〉,收於《河山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初版。
史念海,〈黃河流域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收於《河山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初版。
史念海,〈論我國人口重心區域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史念海,〈論唐代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收於《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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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育才,〈唐代監察制度之研究〉,收於《唐史研究論集》,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五年六月初版。
朱亞非,〈登州古代中國的東方門戶〉,《文史知識》,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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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濤,〈唐安史之亂至五代時期的洛陽〉,《鄭州大學學報》, 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吳 濤,〈盛唐時期的東都洛陽〉,《鄭州大學學報》,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吳宏岐,〈隋唐時期關中地區的溫暖氣候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增刊。
岑仲勉,〈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之表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上。new window
巫寶三,〈試釋關於唐代絲織業商人的一則史料〉,《中國經濟史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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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保、曾敏,〈試論唐末藩鎮對昭宗朝政局的影響〉,《史學月刊》, 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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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耕望,〈景雲十三道與開元十六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六本上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new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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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文著書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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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學報》,第二六卷第四號,一九三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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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繁,〈唐代莊園的性質及其由來〉,收於《中國經濟史考證》,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初版。
加藤繁著,杜正勝、蕭正誼譯,《中國經濟社會史概說》,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九月台一版。
加藤繁著、傅安華譯,〈唐代絹帛之貨幣的用途〉,《食貨半月刊》,一卷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古賀登,〈唐代編戶の移動図〉,收於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二年七月初版。
伊藤正彥,〈節帥の生き方 ─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の場合〉,收於《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東京:東洋史論集編集委員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出版。
谷川道雄,〈唐代の藩鎮について〉,《史林》,第三五卷第三號,一九五二年十月。
曾我部靜雄,〈唐の節度使と觀察使〉,收於《中國律令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一年七月初版。
菊池英夫,〈唐代折衝府分佈問題研究〉,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七月一版一刷。
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東洋學報》,四四卷第二號,一九六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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