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主要的目的是，嘗試從清代在臺灣史上的定位、國家角色，以及客民在不同時期和國家、官僚之間的互動關係中，來解析何以「客民」會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並進一步指出所謂「義」的歷史意涵。 清代作為外來異族政權的國家性質，使臺灣社會的國家認同意識渙散，在臺的漢人官吏在對臺統治上必須扮演關鍵的中介角色。基本上，由臺灣當地人所組成的武力，無論是「義番」或「義民」都是清代對臺統治的輔助武力。「義民」在一開始並不限定於特定族群，而是漳、泉、粵三籍人民都有，但後來卻成為客家族群特定的族群標籤；這和客家素習拳勇、驍勇善墾有關。國家和社會脫節使得清代治臺官本身的屬性和利益成為整個社會發展方向的決定因素，在臺官吏逼了自保宦途，一方面在軍上必須藉助於鄉勇、團練等武力平定亂事，另一方面在經濟上也必須藉助於善墾的客家族群開發內山。 在本文中，主要的分析是清代在臺官僚體系和地方菁英的利益結合為主軸，分為兩個時期來討論：第一個時期是從康熙到乾隆年間的被動稱義時期，這部份的討論重心主要在於分析官莊從設立到廢除的過程中，這此來臺的官員如何鑽營因國家對臺灣的陌生所產生的統治漏洞，利用「客民」作為自己的開墾先鋒；第二個時期是從乾隆末年到割臺的主動稱義時期，也就是十八紀紀中葉以後到十九世紀末葉，這部份主要是分析來臺官吏如何利用漢人開拓新土地來源的需要，分化不同族群以鞏固國家的統治利益。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條件變化，使客家族群為因應在臺官吏的利益考量，而逐漸從被動到主動成為「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