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臺之役後，沈葆楨、丁日昌先後來臺主持政務，晚清的中路開山軍向來僅駐防於前山一帶，直到光緒3年4月底，始因政策調整而轉紮後山中路，且以新任臺灣總兵吳光亮兼統後山諸營，以責成後山之經略。 由於後山北路已無法通行，遂確立以後山中路為重點的新政策，且將後山北路諸營轉調中路；此一新近入駐的清兵，引發了以烏漏社為主的抗清事件，且在烏漏社被攻滅後，東海岸的納納社及阿棉山社亦投入戰場，且使後山清兵無力壓制，終於擴大成為必須向外求援的大衝突。 事後，清國正式確立了它在後山中路的實際佔有。至於作為糧食補給之需而設立的兵站，在隨後的加禮宛事件的考驗下，各站皆未能發揮作用，唯餘花蓮港一地；此後，納納軍營因大港口的運輸機能有效而於事後不久撤軍，當地的阿美人在無外力的威脅下，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回到部落重建家園，反觀在戰後仍有駐兵的烏漏及加禮宛，則未能像港口地區一樣獲得撤軍的機緣，這也有效地制約了烏漏人及加禮宛人對這個兩事件的遺忘。 烏漏社與阿棉山社的遭遇，分別反映了晚清後山統山的權力結構。雖然後山的實際控制者是營官，而真能深入部落的則是通事，營官與通事的結合遂成為晚清後山的權力結構，通事林東涯之於東海岸諸社，以及清兵之於縱谷地帶諸社，結合兩者的歷史記憶，恰好有力地說明了國家體制在晚清原住民部落中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