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灣自日治時期開始，在殖民地政府推動「近代化」的整體建設進程中，透過西方現代化制度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的各項改革，逐漸脫離傳統守舊的俗民社會，並進而轉型成為一具有近代性意義的公民社會。在此種時代變貌中，基於推動新式都會計劃之需，由有如雨後春筍般浮現的西式建築、街道、公園、鐵道、橋樑、海港、空港及電信等公共設施構築而成的「新地景」，改變了明清以來傳統景觀之「地方性」特色，同時建構了台灣近代社會都會生活空間的「公共性」特質，展現近現代市民更為多元、摩登的生活文明及風貌。 雖然，自1927年開辦的「台展」及日後的「府展」等官辦美展，對台灣近代化歷程中「新美術」的形成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在所謂追求、建構台灣「地方色彩」（Local Color）的過程中，藝術家們亦致力於發掘代表台灣的各種可能性。有趣的是，在其當代實踐的過程中，亦同時造就諸多以記錄「當代風景」為主題、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這些作品，除了藉此形塑了具有當代意義的風景典範標誌外，亦清楚展示了日治時期殖民地政府「近代化」政策中建立嶄新都會景觀及公共空間的企圖。 以反映、展示現代化建設成果所形成的「新地景」圖像，是我們探索台灣近代都會科技文明生活及公共文化發展內涵意義最重要的視覺材料。諸多台灣近代畫家，透過都會公共生活的參與與現代化公民身分的改變所形成的當代風景觀視、書寫觀點的轉移，提供觀看當代風景的可能模式，並直接導致台灣近代都會風景意象建構的完成。本文即在此問題關心下，針對台灣近代畫家尋繹、圖解近代台灣風景中所開展的閱讀、思維與書寫手法，重新檢視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發展中「風景寫作」的近代性意義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