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日治時期被聚集至農業會的地方精英，持續於接收初期擔任農會相關職務。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許多本土精英遭到逮捕及屠殺，或對新政權的疏離與冷漠，導致舊地方政治精英撤出政治領域，另外產生一批遞補空缺的新貴，因而造成臺灣本土政治精英的斷層現象。然而，二二八事件對農會領導階層的連續性衝擊，不像對地方政治精英那樣劇烈，農會領導階層在戰後初期仍多繼續出任相關職務。原本擔任地方公職的人，除延續其未滿任期外，更有進一步當選立法委員者，直到1950年地方自治選舉，仍可看到戰後初期的農會領導階層積極投入參選，延續其作為地方精英的地位。　　1949年陳誠繼任臺灣省主席，採納農復會的建議，決定合併農會與合作社。此後，延續自戰後初期的農會領導階層，比例僅餘三成，這是戰後第一次重大的斷裂。但是，如果把政治領域也列入計算，則縣市層級的農會領導人物仍在農會及政治領域活動者，約佔五成。　　1950年臺灣展開行政區域調整，農會領導階層的比例仍佔四成五，依舊維持一定程度的連續性。1952年行政院頒布「改進臺灣省各級農會暫行辦法」，農會於1953年展開第一波改選，舊有農會領導階層的比例在改造後僅剩二成。　　綜合目前精英流動性的研究，加上本文的分析，可以說明戰後臺灣整體的地方精英或社會精英，在國民政府接收後，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壓制，中華民國政府的敗退來臺，及國民黨當局強化其統治基盤的作為，而在不同的範疇，呈現並不完全一致的連續與斷裂現象。而農業精英與政治精英一樣，最後也出現斷裂的現象，但是農業精英的斷裂點出現時序較後；在某種程度上，也呈現了國民黨當局在不同範疇強化其控制力的時間點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