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臺灣的膠彩畫發展，在日治時期經由日本殖民政府所開辦的「臺展」、「府展」而得以萌芽、茁壯，卻在光復之後的「正統國畫之爭」時，因為意識型態的對立，遭到排擠和打壓，而陷入了逐漸式微的時代命運，幸虧在前輩膠彩畫家的堅持與傳承之下，膠彩畫才得以延續和發揚。在這一段興起、困頓、傳承與再生的發展歷程中，所有不同的文化衝擊所帶給膠彩畫發展的影響，都是我們在進行美術史的研究與論述時，所不能輕易忽視的。 日治時期的膠彩畫家，在官辦美術展覽的審美標準和日籍畫家的指導下，以「筆墨線條」和「寫生觀念」所建構的「東洋畫特質」為創作思維，建立了個人的繪畫風格，但卻在臺灣光復以後的時代變局之下，被迫作出調整與適應。膠彩畫家採取不同的態度面對文化主體認同的差異時，深刻地影響其繪畫風格的表現，使得光復以後的膠彩畫發展，在隱含著歷史的文化糾結之下，呈現出「亦中亦西」的多元樣貌。 本文試著運用後殖民理論和詮釋，探索從日治時期到七○年代（1927-1974年）之間，膠彩畫家因文化認同的轉變，所帶給膠彩畫家在創作風格上的影響，並冀望進一步的藉由過往歷史的梳理與釐清，為當代的臺灣膠彩畫發展方向，提供些許建設性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