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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南宋儒者的入仕與教學──特別關注道學家的雙重實踐
作者:甯慧如
作者(外文):hui-ru Ning
校院名稱:國立中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所
指導教授:王德毅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5
主題關鍵詞:道學入仕教學科舉Daoxuebeing an officialteaching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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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道學」,不只在哲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當時的學術主流,也影響了十二、三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
一般而言,南宋「道學」予人的印象,多偏向於倫理的、玄談的、縯繹的,因此,遂易引致空談心性、無補於世道的評價!道學家們的哲學論調,雖在天理人欲之間向前者傾斜,然而,觀察道學家的出處,他們對於現實人生乃至朝堂政務,卻多數仍保持著高度的企圖心。只是,這些以學術支撐其政事的道學家們,有著更高的自主性,他們的入仕之途,在南宋愈趨專制的政治結構中,往往並不順遂,於是他們轉而在書院或地方事務中宣揚或實踐其理念。
本文遂以「入仕」與「教學」為研究重點,研究對象則參考地域分布及學術內容,以湖湘學、朱熹閩學、江西陸學、浙東學術、蜀學和嶺南學術(諸學直接採漢語拚音)為例,研究方法上,主要經由文集梳理各學派中主要人物的言論與心跡,並參酌其他史料之記載,分別討論其於「入仕」和「教學」兩方面的表現:
從選例的個案人物之仕宦歷程中,分析他們在進退之際,內在思維理路和外在政治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整體而言,他們大概不脫於儒家「學而優則仕」的普遍價值,釵h道學家經由科舉進入仕途;同時,他們也都認同儒學「以道進退」的價值判準,道不同時,便傾向「隱逸」。他們對於抽象的「道」,也提出了較嚴密的理論基礎,如推衍《易》經,以談述近於權宜的「時義」。
儒家向來有「師儒」之說,相較於一般儒生,道學家們更接近於師儒,亦即更接近於人格者,也更強調教化。他們多數都重視講學,並且透過精舍或書院等形式傳佈其學,他們對於施教,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企圖藉此因勢利導、倡議風氣;他們對於學習,也有種種不同的讀書或修養方法,或重察識、或重存養、或談力行。此外,「科舉」已形成了時代的制約,他們的講學都勢必要面對這一個重大課題,無論是迎是拒,鮮少有人能不加以討論的。
綜而言之,本文所謂「雙重實踐」,指南宋道學家入世的基調和政事的實踐,及其「以道進退」和學術的實踐,而「科舉」則貫穿在前述兩個議題之間,即集中檢視道學家們的入仕歷程和相關的科舉論述。此外,透過對於文中人物「入仕」與「教學」兩方面的表現,梳理其間異同,回過頭來,對照其學思內容,對於他們之間所以派生學術門戶,或者可以有所啟發,衍生新的研究議題!
The Daoxue(道學)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was not only greatly influential in the philosophy history but also the academic mainstream of that time. It also affec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during 12th and 13th century.
Generally speaking, people’s impression of the Daoxue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is mostly ethical, metaphysical,deductive, therefore, an appraisal of theorizing the Mind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Mind and failing to help the real world. In struggling between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human desires”(天理人欲), the philosophy of Daoxue favored more the former than the latter; however, its advocates remained highly interested in the actual life and government affairs. Supported by the academic theory and being highly independent, the Daoxue philosophers were often frustrated in the more aut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consequently, they favored practicing what they believed in academies or local affairs.
This study emphasized “being an official” and “teaching”, with the subjects of Hu-Xiang School(湖湘學), Zhu Xi and Min School(朱熹閩學), Jiang-Xi Lu School(江西陸學), East-Chekiang School(浙東學術), Shu School(蜀學), and Ling-Nan School(嶺南學) in reference to the area distribution and academic content. In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through collecting and reorganizing address and expression of minds of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of all schools from their anthologies and consulting other historic records, discuss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ubjects on “being an official” and “teaching”.
From the process of being an official of the selected subjec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ner thoughts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hen they did their jobs was analyzed. Generally, they conformed to the common philosophy of “Excellence in scholarship leads to officialdom.“ of Confucianism and became officials via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科舉); meanwhile, they conformed to the principle of “to advance or retreat based on Dao”(以道進退), being an eremite when they had different philosophy from the authority. They also proposed discreet theories for the abstract “Dao”, like deduc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more realistic “Shi Yi”(時義).
The Daoxue philosophers were more close to “Shi Ru”(師儒), complying with personality and emphasizing teaching. They valued lecture and taught through “Monastery”(精舍) or “Academy”(書院). They bore in mind the calling to teach, trying to guide and lead the mode. They also had various approaches to studying and ethical pursuits: inwardly aware(察識), cultivate(存養), and practicing in earnest(力行), for instance. In addition, a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ecame a required issue of the epoch, their teachings also dealt with the topic.
To sum up, the “Double practice” in the study referred to the practice of the involvement with the mundane world and civil service of Daoxue philosophers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practice of “to advance or retreat based on Dao” principle and their philosophy,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terlacing between them,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being an official and related discourse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Daoxue philosophers. Moreover, through their performance on “being an official” and “teaching”, the subjects discussed in the study were compared. It is hoped that the subsequent study will be inspired and new research topics will be generated through comparing among their performance and thoughts.
壹 史料
一、經部
宋‧丁 度,《貢舉條式》,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呂祖謙,《東萊博議》,台南:綜合,1979年。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高 閌,《(高氏)春秋集注》,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宋‧張 栻,《孟子說》,台北:世界,景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宋‧黃仲元,《四如講稿》,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魏了翁,《尚書要義》,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孫奇逢,《四書近指》,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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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呂祖儉、呂喬年,《東萊呂太史年譜》,收入《宋編宋人年譜選刊》,成都:巴蜀,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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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別錄》,台北:文海,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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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祝 穆,《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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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台北,大化,宋元地方志叢書。
宋‧鄭 珤、方仁榮,《景定嚴州續志》,台北:大化,宋元地方志叢書。
宋‧樵川樵叟,《慶元黨禁》,知不足齋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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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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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 熹,《二程遺書》,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李心傳,《道命錄》,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宋‧周 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1988年。
宋‧周 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1983年。
宋‧岳 珂,《桯史》,北京:中華,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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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胡 宏,《知言》,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孫 升語、劉延世編,《孫公談圃》,上海:上海古籍,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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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張端義,《貴耳集》,台北:木鐸,1982年。
宋‧陳 淳,《北溪字義》,惜陰軒叢書。
宋‧陳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鋒》,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宋‧陸九韶,《陸氏家制》,上海: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本。
宋‧陸 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1979年。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京都:中文,1982年。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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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黃 震,《黃氏日抄》,京都:中文 ,1979年。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1989年。
宋‧葉 適,《習學記言序目》,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續編本。
宋‧趙與旹,《賓退錄》,台北:新文豐,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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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劉 炎,《邇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劉清之、胡宏,《戒子通錄》,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台北:漢京,四部善本新刊。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1983年。
元‧白 珽,《湛淵靜語》,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元‧劉 壎,《隱居通議》,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明‧朱 橚,《普濟方》,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解 縉、姚廣孝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1986年。
清‧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1960年。
佚名,《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1987年。

四、集部
宋‧王 邁,《臞軒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包 恢撰、清‧李之鼎補遺,《敝帚遺略(補遺)》,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續編本。
宋‧史 浩,《鄮峯真隱漫錄》,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朱 松,《韋齋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續編本。
宋‧朱 熹,《朱文公文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朱 熹、呂祖謙編,《近思錄》,台北:金楓,1997年。
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宋‧吳 泳,《鶴林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呂祖謙,《呂東萊文集》,北京:中華,叢書集成新編本。
宋‧李 石,《方舟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李 侗,《李延平先生文集》,正誼堂全書。
宋‧李昴英,《文溪存稿》,廣州:暨南大學,1994年。
宋‧汪應辰,《文定集》,台北:新文豐,1984年。
宋‧林之奇,《拙齋文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姚 勉,《雪坡舍人集》,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續編本。
宋‧胡宏著、吳仁華點校,《胡宏集》,北京,中華,1987年。
宋‧胡寅撰、容肇祖點校,《斐然集》,北京:中華,1993年。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袁 甫,《蒙齋集》,台北:新文豐,1984年。
宋‧袁 夑,《絜齋集》,台北:新文豐,1984年。
宋‧高斯得,《恥堂存稿》,北京:中華,叢書集成初編本。
宋‧崔與之,《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上海: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本(影明嘉靖十三年刻本)。
宋‧崔與之,《崔清獻公集》,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
宋‧扈仲榮等編,《成都文類》,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張 栻,《南軒集》,台北:廣學社,1975年。
宋‧鹿鹿s,《東澗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淵全書本。
宋‧陳文蔚,《克齋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北京:中華,1987年。
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陳 淳,《北溪大全集》,四庫珍本。
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黃 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1988年。
宋‧楊萬里,《誠齋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楊 簡,《慈湖先生遺書》,濟南,山東友誼,影北京圖書館藏嘉靖刻本。
宋‧葉 適,《水心先生文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熊 禾,《熊勿軒先生文集》,北京:中華,叢書集成初編本。
宋‧劉子翬,《屏山集》,四庫珍本。
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樓 鑰,《攻媿集》,台北:新文豐,1984年。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戴 昺,《東野農歌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薛季宣撰、張良權點校,《薛季宣集》,上海:上海社科院,溫州文獻叢書,2003年。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台北:新文豐,1984年。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蘇 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方 回,《桐江續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袁 桷,《清容居士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黃 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虞 集,《道園學古錄》,台北:商務,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蘇天爵,《滋溪文藁》,台北:新文豐,叢書集成續編本。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台北:世界,景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北京:中華,1987年。
明‧黃 佐,《泰泉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羅 倫,《一峯文集》,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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