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擇牟宗三學思自傳《五十自述》內的〈文殊問疾〉，進行現代生死學的反省議題，是緣於一個思索：按國內生死學的發展，在傅偉勳提出結合東方心性論傳統以來，透過科際整合的對話交流，借用各科學門的長處，以提出不同角度的具體解決方案，實已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然而像傅氏能兼顧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進而深化生死學成為理論的資糧者，在當前人文學科嚴重邊緣化的風氣下，似乎已有消逝殆盡的傾向。事實上，當我們審視近代學術史的發展，不難發現當前所謂學術論述的特質，是以工具化的研究目的與理性價值作為知識的判準。這種物化對立的傾向，正如近代哲學家提出精神科學以為對治方案時所批評的，雖有其專業性的特殊貢獻，但在全面取代人文世界的同時，卻也暴露出無法啟蒙思維的瓶頸。當初傅氏提出生死學建構的雛形時，就曾表明開創方向，是以中國哲學心性體認的辯證性作為批判地超克生死文化課題之動力。此與牟氏強調知識、思辨、感觸三者詳備而開實智，作為探究真理途徑以消解時代、民族、生命的魔難及虛耗，可說有其高度的相似性。傅氏生前嘗論，中國哲學生命智慧的未來契機，就是對於牟氏著作與方法的繼往開來。是以就生死學的探索而言，牟氏從西方文化的學問平台，進至融通東西方的生命學問進路，重要性自是不容忽視。特別在個體生死學意義上的探索，牟氏自專研西方學術歷程與自我存在困境轉折所記載的《五十自述》裡，蘊含著全面觀照生命的精彩論述；該書又以〈文殊問疾〉一章所揭櫫的存在感受，表現出兼具時代問題的省思以及生命困境的覺察之睿智，相信在此思考如何灌溉現代生死學成為精神沃土之際，能予我人豐富養分。是故本文嘗試藉此章義的理路，析論蘊含其中的自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