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多元家庭」型態與身分法規範重心的轉變為核心，以二○○七年台灣第一位明示性向為女同性戀者，聲請收養子女之案例為切入點（九十六年度養聲字第八一號），以同志家庭與同志收養子女為本文主要議題，討論長期被台灣的法規範忽視，甚至是呈現「空白一頁」的同志（同性戀）族群，對於其組成家庭、與要求不受歧視對待的權利。在本文中，筆者將以同志收養所引發的議題，藉此討論未來身分法學者將如何面對「子女最佳利益」、同志之「家庭權」、與性別、文化、族群等多元價值；同時，還將面對以上多元價值可能同時在同志伴侶與收養議題互相折衝矛盾。 此外，本文將以美國身分法理論家Martha Fineman等學者近來所觀察到的身分法規範重心的轉變：從規範「伴侶」（夫妻）關係，例如性別平等、消除女性在婚姻中因為性別而遭受的不利益（家庭暴力、夫妻財產分配等），進展到對「伴侶」關係鬆綁，而把規範焦點置於「父母」關係，亦即照護者與被照護者的身分關係與權利義務之分配。換言之，Martha Fineman、JuneCorbone等學者，所著眼者乃在於，當今社會的「伴侶」關係，遭受比例逐年攀升的離婚影響，再婚比率增加，繼父母或同居男女對於前婚姻留下來的子女，如何分擔照護責任，成為美國法律學者們所更加關切的議題。 著眼未來，身分法學者將要如何釐清目前台灣社會已經發生、與即將持續變遷中的多元家庭型態，以及相關法規範之挑戰與各種難題。筆者希望從此一議題出發，藉此拋磚引玉，希望能對於未來身分法與多元家庭規範模式之論述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