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時徵引諸多史籍，提供後代對三國時期歷史面貌更多理解的可能性；歷經西晉的東晉史家王隱，其主要涉及三國史的著作《蜀記》亦有賴於《裴注》一書的保存。然而王隱值得讓人注目的，不僅是其著作相當關注於較曹魏、孫吳史料來得稀少的蜀漢政權，還有他身為北方史家對於諸葛亮的情感傾向。先是透過保存李興〈祭諸葛丞相文〉來標示孔明草廬在「隆中」，並確認「三顧茅廬」故事的存在。其次藉李興該文將諸葛亮比喻成古代名將，並且又解釋陳壽評價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係挾恨之言，皆間接肯定孔明的軍事才能。最後還虛構或記載頗受歷代學者質疑的「郭沖五事」，五事之中除兩次記載諸葛亮在戰場技勝司馬懿，還保留了一條相當精彩的孔明「用刑論」。將王隱的型塑傾向置諸孔明歷史安頓的長河之中，能夠發現在陳壽一反曹魏史家的詆毀而客觀書寫孔明之後，王隱實具有嘗試溢美諸葛亮的先驅史家地位，且對後世的影響實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