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新正重華宮三清茶宴舉凡四十四次，不可謂不繁，目前得見之研究多以飲食社交目之，然該宴既列《國朝宮史續編‧典禮》之類，禮親王《嘯亭續錄》視為常禮，乾隆本人退居太上皇之際甚至親下諭令，盛讚此宴：「將來世世之子孫，即當遵為家法。」由是觀察，則三清茶宴不應等閒視之，且既由重禮而時時以聖君自勉之乾隆新創，應對乾隆之統治立場存在一定的反映。 審乾隆為君心態，念茲在茲即是成就自身為聖主明君，如何以少數遊牧民族身分有效統治長久以農業為本之漢人為主國家，借重漢人典章制度勢在必行，然透過自康熙以來對歷史的反省，為不重蹈金元漢化而導致族群差異之弭平而終至被取代之覆轍，乾隆治漢採取既拉攏又壓抑的微妙平衡，換言之，即吸納漢文化而避免漢人化，視漢法為統治之必要硬體工具，而落實漢法典章之一關鍵指標即「以禮為治」，且禮學工具性鮮明，對時位之重視，契合了乾隆欲治農事以安國和鞏固滿人治權不可侵犯之兩大核心訴求。 清代為禮學復興之世，乾隆元年即下令開三禮館，編纂《三禮義疏》、《大清會典》等禮學相關著作，乾隆朝中葉《四庫全書》之編纂更是關鍵，宣告康熙以來學術上漢宋之爭至此由漢學獲勝，且此一學風為清初民間自發形成，至乾隆中期乃與宮中融合。為掃明儒空疏之弊而治學謹嚴，強調經世故於經學用力尤深，禮學亦一轉明儒著眼民間風化之禮而為國朝典章制度，為提出「道器分離」說修 正「道在器中」說，於禮學則更進一步延伸為「禮在器中」，主張典章器物背後皆涵聖人精義，透過考據掌握內蘊，則得落實聖人以禮為治之理想。 在如此歷史背景下，以堯舜為楷模的乾隆心懷「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之念實屬自然，乾隆年間新正三清茶宴即是此一思維之具體展現，看似示惠聯情的社交活動，慎重非常地列入典禮，規範地點、時間、型式內容、與宴人員和專用飲品器皿得窺制禮之深意，檢視宴會聯句則會發現其背後思維乃乾隆為有效統治，融合禮為治器之時代思潮和異族管理農業國家之兩大訴求，反映出乾隆以禮為治之一條鞭式管理學，簡言之即重農思想以及維持滿人統治地位的不可動搖性；雖因種種條件變化三清茶宴僅短暫存在，然其創制內涵實有值得深思探究之價值。故本文擬從三清茶宴入手，透過其時間、型式、聯句等加以耙梳，與「以禮為治」之時代性學術史脈絡交叉驗證，檢視此乾隆所獨創之禮制，廓清其內涵之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