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二千多年歷史中，知識份子一直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在政治上，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在文化上，他們承先啟後地在文學、哲學與藝術上有極大的貢獻。但是在對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研究中，我們一向比較關注他們的思想、學說、著作與政績，而較少對他們的心靈感受、處世心態作探討。這其實是歷史文化中的一段空白，因為歷史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說是人類的心靈史。尤其是知識份子在歷史文化中擔負著知識傳播與文化思想承傳的使命，故他們面對生死、名利、仕隱等重大的人生問題時，往往比一般人有更深的思考與表達。他們的言行為社會上的群眾提供了處世的方式與準則，在精神及思想上影響了民族的思想方式及性格氣質，甚至形成了文化的傳統。因此，若能了解知識份子們處世的心態、人格的追求以及內心世界的情感，便是開啟中國文化深層內涵的鑰匙。
而值得注意的一個文化現象是，儘管中國優秀的知識份子們對國家民族有極大的貢獻，可是他們的生活命運卻常是坎坷悲涼的，心靈上也常充滿著痛苦和悲傷。這其中的原因何在？他們在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悲傷苦痛，其背後有著怎樣曲折隱微的心理煎熬？而他們又是如何面對現實人生的挫折？如何調適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而面對自身所處的時代，又是抱持著怎樣的應世態度？因此，本文試以中國知識份子的悲情意識作為一個切入點，以了解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這一道伏流。而從漢末到晉宋的二百年間，政治上發生了漢魏、魏晉和晉宋三次改朝易代的變動，其間又經歷了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多次巨變，當時政爭激烈，而局勢險惡。因此，使得這個時期的知識份子們，無法實現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抱負與推行教化的文化使命。而且當時黑暗的政治與艱難的生存環境，使他們不論是作官還是隱居，都受到心靈上與形體上不同程度的打擊，使得他們的個性與人格嚴重的扭曲，故內心常充滿矛盾與痛苦。但在內心中仍然要努力維持自身正直而高潔的心靈，於是這就形成身心分離，融痛苦於狂放的人生實踐。於是隱逸遊仙、登臨山水，縱酒全真，寄情詩文等等方式，就成了當時知識份子的穩住根本的助力。也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展現了魏晉文化的獨特風采。因此，魏晉時期的知識份子們的處境與心境，是最令人感慨與沈思的。故探求他們的精神人格與身處其間的悲情意識，以及力求解脫的途徑，對於身為知識份子的我們，應當能提供一些安身立命的省思和力量。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每個階段都有它存在的價值，不論它再黑暗或令人痛心。在東漢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與隋唐時期為國立功的榮譽感之間，魏晉知識份子在追求自我實現上的痛苦過程，其實是不可或缺的環結。且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悲情意識與宗教滿足情感寄託以及哲學解決人生的困惑的功能一樣，對文化的省思與發展，均有其正面的價值和意義。因為悲情意識既反應了現實的困境，使人們對現實產生懷疑與詢問，但回應此意識所產生的行動與思考，卻因而使人們對困境產生一種承受力，也因而促進了文化的發展。通過痛苦和惡懼的激發反而產生新的對應方式及力量，也使情感得到淨化與昇華。
就時代而言，魏晉士人處在新舊文化的分離決裂中，這種決裂意味著痛苦，此即是悲情意識作為魏晉士人生命的主旋律的原因。任何時代的知識份子，他們敏感的心靈感受著文化規範的改變，並負起創造出適應新的文化時代的價值體系。但在社會的變革中必然有一些先知先覺者痛苦的覺醒存在。必須正視這份孤獨的痛苦，才能對改革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承受能力，從而更積極堅定的推動改革。如果只是一味地鼓吹樹立新觀念，卻不去考察舊觀念在人們心理及行為模式中的累積沈澱和改變舊觀念所引發的痛苦，必然要落空而導致更大的痛苦，故揭示了魏晉時期具有文化使命感的知識份子們處在歷史變革中的痛苦歷程，對現今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紛爭亂象，應當會有較為清明的覺知和原則性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