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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誌賦、試賦與媒體賦──臺灣賦之三階段論述
作者:王淑蕙
作者(外文):Shu-HuiWang
校院名稱:國立成功大學
系所名稱: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
指導教授:廖國棟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2
主題關鍵詞:臺灣賦志書科舉媒體官方創作意識Taiwan Fulocal Gazettesthe imperial examinationmass mediathe officialthe writing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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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臺灣賦發展脈絡為研究主題,針對截至目前為止所見之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賦作,運用「文本與志書同步閱讀」、「文獻、文本之搜採缺逸」、「細讀文本」、「傳媒概念之運用」等研究方法,以凸顯「官方意識」之介入、推動,如何影響不同階段臺灣文士賦作。
第一階段誌賦(清初-乾隆中期),清初臺灣草昧初開,無文獻之徵,故臺灣賦起於志書〈藝文志〉之收錄,誌賦收錄多完成於乾隆中期。乾隆中期以前,誌賦作者多為宦臺官員,基於志書即治書之故,因此誌賦具有佐誌與佐治之特質。
第二階段試賦(乾隆中期-清末),清廷學唐以律賦取士,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閩、粵子弟多寄、冒臺籍以取得功名,乾隆中期本土士子興起,積極參與科舉者增多,使賦學教育日漸發展。然而臺灣獨特的仕宦空間與僅僅百餘年的習賦時間,使臺灣始終未能形成本土之賦學理論。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形成之拔文準則,使賦作內容學唐而逐漸僵化。清代臺灣三大家賦作中,唯曹敬賦作能超越御定拔文準則,呈現生逢科舉累人之世的生命書寫。
第三階段媒體賦(日治時期),日治時期(1895-1945)臺灣進入後科舉時代,隨著殖民政府於始政的隔年即引進日資媒體,代表殖民政府之傳聲筒。相對日資媒體賦(1903-1930)的是臺資鸞賦(1896-1915)與臺資報刊雜誌賦(1919-1943)。鸞賦巧妙連結舊御令與新神諭,使置身於個人生涯與家國歷史雙重斷裂的臺士,於1915年之前,藉鸞賦的書寫,實現「代天治民」的前清志業。1915年之後,則面對「日資/臺資」報刊賦之投稿抉擇,使後科舉時代的媒體賦,「以賦寫志」的創作意識趨向成熟。
本文依誌賦、試賦與媒體賦,依次論述臺灣賦之三階段發展。
Abstract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Fu texts, and underlines how the ruling ideology intervenes and engenders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texts in phases, dat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using several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a reading of juxtaposing literary works and local gazettes, an inquiry for lost, incomplete documents and literary works, a close reading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ress.
Gazette Fu, the Taiwan Fu in the first phase betwee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mid Quianlong reign, is derived from the compiled literary gazettes. There were not any written documents before Taiwan was civilized by Qing culture. Most of the compilations were completed during the mid Quianlong reign. Before this reign, most of Gazette Fu works were written by magistrates from Qing mainland. These local gazettes were dedicated to assisting the governance of Taiwan, so they were characterized as a governing tool in addition to their manuscript qualities.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aiwan Fu from the mid Quianlong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Testing Fu works were prevalent as Qing dynasty recruited its officials from scholars based upon their ability at Rhythmical Fu that reveal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 tradition from the Tang dynasty. Before Quianlong Year 25 (1755), a number of young scholars from Fujian province and Guangdong claimed to be from Taiwan or pretended to be so by using contacts with some people in Taiwan because there were certain reserved seats for young scholars from Taiwan and they would have a better chance to be selected. During the mid Quianlong, the number of local scholars in Taiwan was rising: more join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o the Fu education was advanced. Yet, Fu in this time was not ripe enough to develop its own local Fu because the officials in Taiwan had different prospects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Qing mainland and it had been only around a hundred years since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tarted to learn the writing of Fu. The Fu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u tradition of Tang , the selection principle of writing regard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eveloped during reigns of three emperors, Kangxi, Yong Zheng and Quianlong, led Fu to be more rigid. Among the three major Taiwanese Fu writers is Cao-Jing, the only on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ose distinctive Fu writing as a life writing goes beyond the selection principle in a harsh era when many intellectuals were conforming their writing to this principle for survival.
Media Fu, the third phase of Taiwan Fu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895-1945), is the propaganda tool as the Japanese pres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a year right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egime, when the age of post-imperial examinations initiated. In contrast to the Media Fu patronized by Japanese publishers and popular between 1903 and 1930, there were Luan Fu (1896-1915) and Taiwanese Media Fu (1919-1943) sponsored by Taiwanese publishers. Luan Fu makes a great link between past imperial commands and contemporary oracles, a necessary link which serves for the scholars in Taiwan as a way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personal career and cultural tradition. The Luan Fu before 1915 was a typical writing that demonstrates their commitment to carry out the governing the public under the name of God. After year 1915, the Media Fu in the age of post-imperial examinations revealed a developing writing consciousness as scholars had to decide how to demonstrate their aspirations in their writing submitted to either a Japanese or Taiwanese sponsored publisher.
This paper shows the three phases of Taiwan Fu, Gazette Fu, Testing Fu, and Media Fu in turn.
參考書目
一、專著
(一)辭賦總集、選集、賦學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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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宗梧,〈臺灣登鸞降筆賦初探──以《全臺賦》及其影像集為範圍〉,《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3卷第2期(2010年10月),頁275-302。new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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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論文
尹章義,〈臺灣↔福建↔京師──「科舉社羣」對於臺灣開發以及臺灣與大陸關係之影響〉,《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1989年12月)。new window
谷口洋,〈從〈七發〉到〈天子游獵賦〉──脫離上古文學傳統,確立漢賦表現世界〉,收入許結、徐宗文主編,《中國賦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2007年7月),頁6-25。
宋元強,〈清代的科目選士與競爭機制〉,陳文新主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頁523-536。
李新達,〈清代科舉考試概述〉《中國科舉制度史》(臺北:文津,199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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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儀,〈弁言〉,《臺風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107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8年10月)。
游適宏,〈地理想像與臺灣認同:清代三篇〈臺灣賦〉的考察〉,原刊《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期(2000年6月),後收錄於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2004年6月),頁159-193。new window
游適宏,〈研究物情與褒贊國家──王必昌〈台灣賦〉的兩個導讀面向〉,《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臺北:秀威資訊出版,2008年11月),頁165-188。
游適宏,〈《全臺賦》所錄八篇應考作品初論〉,《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臺北:2008年11月),頁47-77。new window

三、學位論文
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7月)。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7月)。new window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塗怡萱,《清代邊疆輿地賦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張鈺翎,《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7月)。
王嘉弘,《清代臺灣賦的發展》,(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6月)。
高明揚,《科舉八股文專題研究》,(浙江: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5年11月)。
黃阿有,《日治前牛稠溪流域發展之研究‧第七章 移民鄉貫別與庄廟關係》,(臺南: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6年7月)。new window
林麗鳳《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6年7月)。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1月)。
許博凱,《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臺灣賦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9月)。
涂敏華,《歷代都邑賦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5月)。
歐天發,《俗賦類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6月)。new window
吳明純,《國策、機關誌與再現書寫──以《台灣教育會雜誌》、《台灣愛國婦人》、《新建設》為例》,(臺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7月)。
孫科鏤,《中國古代「七」體考論》,(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組碩士論文,2010年5月)。
黃君名,《臺灣書院的功能性研究》(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6月)。
李淑芳,《清代以來台灣宣講活動發展研究──以高雄地區鸞堂為例》,(高雄: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7月)。
四、研討會論文
宋光宇、李世偉,〈台灣的書房、書院及其善書著作活動──從清代到現在〉,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臺南市:臺南市文化中心,1997年),頁1-75。
戴思哲,〈談萬曆《新昌縣誌》編纂者的私人目的〉,上海圖書館編,《中華譜牒研究—邁入新世紀中國族譜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56-162。
洪健榮,〈知識/權力的空間──清代臺灣方志輿圖中的政治文化意識〉,《空間新思維-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年11月7日),頁319-340。new window
翁佳音,〈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清初輿圖所展現的臺灣歷史圖像〉,《「清代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年12月2日)。
陳成文,〈「七」體考〉,《第八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年10月29-30日),頁1-14。
楊晉龍,〈神仙佛的經學傳播──臺灣地區民國前扶鸞賦經學訊息探論〉,《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年8月),頁199-236。

五、書評
張顯成,〈《全臺賦》評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8卷(2007年7月),頁515-522。
張玉金、蔣曉薇,〈臺灣賦文的集大成之作──評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8卷(2007年7月),頁523-530。
詹杭倫,〈臺灣賦論略──評《全臺賦》〉,《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8卷(2007年7月),頁531-542。
六、資料庫
臺灣大百科全書(文建會)http://taiwanpedia.culture.tw/
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國家圖書館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cls.hs.yzu.edu.tw/TW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OID=2571137。
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漢珍/YUMANI清晰電子版)資料庫
http://cdnete.lib.ncku.edu.tw:8001/LiboPub.dll?Search1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http://stfj.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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