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後方在抗戰時期出現嚴重的糧價高漲，引發財政、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危機。蔣中正為挽救危局，在1940年8月設立全國糧食管理局，藉此管理民間糧食市場，至1941年改推田賦徵實以掌握糧源，皆是為掌握重要物資，並穩定大後方社會。中央在戰時於地方推動糧食管理，一方面顯示國家機制擴大化，也為中央控制地方模式帶來新的變化。蔣中正推動此政策，必須面對中央內部不同調、地方實力派抵制以及基層豪紳的反彈等問題。過去研究，大多注意到後兩項因素，而忽略第一項，以致對戰時中央控制地方議題，留下許多討論空間。蔣中正推動糧食管理的核心理念為「嚴禁囤積居奇」，而在實踐上需要由中央到地方各環節相互配合，方能發揮作用。本文描繪蔣中正處理楊全宇、吳肇章兩件囤積居奇案件的過程，藉此顯示三種因素在其中交互影響的面向，也顯示國府抗戰時期中央控制地方模式的侷限與不足之處，並以此進一步討論國共雙方的中央控制地方模式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