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文化因價值觀的不同，不僅對人生的態度有別，而且做事的方法更是大異其趣，在群體主義的東方與個人主義的西方，價值觀究竟呈現什麼樣的差異，本文試以霍夫斯泰德(Hofstede)在《文化與組織》(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一書中所歸納的四種東西文化價值觀的特質－「我與我們」(”I” and ”We”)、「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陽剛與陰柔」(”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不確定性之規避」(”Uncertainty Avoidence”)，來比較白先勇的《孽子》和亨利•詹姆士的《仕女圖》二書中父親的角色，分析他們的想法與作法，藉以呈現東西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雖然亨利•詹姆士的《仕女圖》與白先勇的《孽子》兩書中的事件皆是主角離家，但前因卻有其耐人尋味之處；在白先勇的《孽子》一書中主角李青被父親逐出家門，與羞恥感文化有關；而亨利•詹姆士的《仕女圖》一書中主角伊莎貝爾離開家鄉遠渡重洋，卻與自我體驗有關，堅持追求自由的伊莎貝爾，反而使自己成了受害者。群體主義有其優缺點，個人主義也有其不足與長處，從分析東西方不同的父親們與子女的相處模式，我們得知東西方價值觀並不是絕對的，唯有從個人不斷的修正與提升中，才能給自己與他人幸福；所以，從研究這兩書中父親的角色，也可歸納出這兩種價值觀互相調和的重要性。而西方東漸的今日，人們是否會因東西方價值觀的不同而困擾？假如我們秉持著「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與互補」的原則，就可安然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