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人性論」在中國哲學傳統裡，無疑是最為經典的著作之一。自宋明理學以降，《孟子》的地位與日俱增，「盡心知性之天」之說，更成為理學家闡發宇宙人生哲理的最終目標。 安樂哲（Roger T﹒Ames）認為傳統以來將「性」譯作（nature），便不由的將它認作為天生本具、先天固有的東西，然而將「性」解釋成了被給定的東西，這些都是在宇宙起源論的觀點下，對「性」產生的靜態且被加以賦予的「本性」的解釋。是故，安樂哲深刻的反省到若是將「性」譯作「nature」背後所引發的一連串詮釋系統，是與《孟子》文本中的味道不相契的，甚至會因西方框架的束縛來委屈了中國哲學原有的特色和長處，從而架構出一套套變調走味的孟子心性理論。他亦指出我們現今所見關於「性」的詮釋，已是經由那些宋明理學家轉嫁而來。宋明理學家將「性」類比為「理」時，相對於對「性」的理解，帶有形上學的意味就相當濃厚了。然而，將「性」作為形上學的理解，便不免落入了客觀普遍的抽象式思考，而非返回具體真實的生命學問去踐履。 周濂溪作為一個妙契宋明理學的開山始祖，始能回應先秦儒家的學術生命與道德智慧，然而在理解周濂溪的「人性論」方面，究竟是一次性的給足呢？還是一步步的開顯？這結果將會對孟子「人性」論的新義，作為繼往開來的嶄新面貌，還是成為後人對宋明新儒學家的形而上學思路避之唯恐不及，從而再次回溯歷史特性的閱讀和理解之中求其真。 本文試由安樂哲「人性論」的新詮和舉周濂溪的傳統「人性論」為例並相互印證，藉以探討二端所發展出迥異的修養功夫，並重新回到歷史特性的閱讀和理解的脈絡上，強調「性」是成為一個可以擷取但有著無法保障存有的精彩性，最後，人也都註定了要在一個歷史的參與過程當中，去敞開並成就每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個「人」的不同的自我內涵和豐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