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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殖民性、現代化與文化認同
作者:蔡素貞
作者(外文):Su-Chen Tsai
校院名稱:中國文化大學
系所名稱: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宋光宇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8
主題關鍵詞:殖民性現代化文化認同ColonialismModernization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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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乙未臺灣割讓給日本後,在臺灣的文化史上,是一個相當大的轉折點。從整個近代中國的文化發展軌跡來說,中國人是一直在模仿日本人的近代化工作。五四運動的基本訴求,乃至新生活運動的內容,都以日本明治維新為運動的藍本。可是,臺灣卻被佔領了,在臺灣的漢人立刻從原先對日本近代化的仰慕者地位,變成必須面對日本近代化壓力的「被壓迫者」地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政府所推動的政策,終究是要把臺灣變成日本的一部分,把臺灣人變成日本臣民。在這種情勢下,而有一連串的施政措施。這些措施有些嚴重干擾到臺灣漢人的日常生活,如曆法改制、廢漢文等,在抗日的大纛下,臺灣的漢人從原先的武裝抗日,逐漸轉變成文化上的抗日。這種對抗的情勢,當日本人戰敗而撤退時,他們苦心經營的日本文化,如神社信仰、過新曆年、日本戲劇等,也跟著被掃除。留下的大都是攸關民生現代化的部分,如醫療衛生的改良、現代教育體系。
當代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曾透過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對文化做詮釋:他認為文化是多層性的、當兩文化相接觸時各層的反應是不一樣的、與文化價值有關的部分是最不容易撼動、與生活利益有關的部分,比較容易改變。我們依循這個理論,日據時代的同化運動,能成功的項目大都是與生活利益,與現代化有關的;反之,不能成功的,都是文化抗日下的尖兵,都與文化價值有關。
本文便試圖從醫療、教育與日常生活三個符合吉爾茲所謂與生活利益,與現代化有關的文本,來看現代化引力下臺灣人的接受度與因應之道。及與文化價值有關的宗教,來看其如何成為文化抗日的尖兵。也試圖探討在近代化外衣下,殖民者如何透過資源掌握,操作其殖民同化政策,與形塑差別式的統治政策。而臺灣人在面對現代醫學、現代教育與現代生活時,對原有傳統,是採什麼樣的對待態度?漢日文化在交鋒過程中,除競爭、摩擦外,是否也有相互融合相互影響處?
以下便是本文試圖探討與延續的研究課題:
一、現代化糖衣下殖民的操作與代價
臺灣社會的現代化,在十九世紀末期劉銘傳就曾嘗試過有關現代化的工程實驗,傳教士也曾攜來現代醫療與教育,然而那只停留在表面、點狀階段。日本殖民者以武力的方式把臺灣社會推入現代化的漩渦,是一種透過強力介入與徹底的改造方式。處在轉型期的臺灣人,是在「痛苦」中嘗到現代化的滋味。在殖民地時期,現代化對臺灣社會而言,代表的是啟蒙、進步,或是蒙蔽、傷害,對當時的臺灣人而言,是痛苦的抉擇。許佩賢曾有此比喻:「日治時代學校如同電影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一般,是極具吸引力的場域,學校是通往文明的窗口,但是卻有二重、三重迷宮,有許多臺灣人在此受到挫折,迷失了方向,甚至引發認同危機」。所謂現代化,不但隱含著日本化的傾向,更暗藏著殖民化與文化認同的玄機。
1920年發行的《臺灣青年》趣意書一開始就提醒當時的知識份子:「抗拒世界潮流的人是文明的落伍者」。臺灣知識份子所體會的現代性,是一種精神上解放的意涵,但其立場顯然與殖民者不同,日本所理解的現代性是為了更有效的開發臺灣島上的資源,以利日本資本主義的再擴張。而臺灣人在追求日本人注入的現代文明時,卻也落入日本的同化陷阱中。如臺灣人的歷史記憶便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遭到抽樑換柱,而淪為空白的主體,皇民史觀也才能順利的在空白中源源注入。日本也透過語言、宗教教育的操弄,讓日本話、日本神道佛教信仰,成為進步、尊嚴、優越的代表,為讓自己認同日本人身份,部分臺灣人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宗教,也喪失了自己的文化主體,同時他的歷史記憶也在過程中被日本人改寫了。但不管再怎麼日本化,臺灣人還是無法超越血緣關係,等同於日本人,日本也從未真心對臺灣人「一視同仁」過,這是臺灣人是不能擦拭的印記,他的根還遺留在祖國原鄉的土地與文化根源上,這正是殖民地知識份子心靈扭曲的寫照。
陳芳明便認為,殖民者在從事現代化啟蒙工作之餘,並未同時引導臺灣人去認識現代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日本人帶給臺灣人的啟蒙,只是展現殖民者身份的威嚴與優越。透過知識傳播的掌握,臺灣人還是無法完全擺脫傳統社會的封閉狀態。此外為追求現代化的醫療、衛生與教育,臺灣人必須忍受差別待遇的不公平、公衛防疫措施的粗暴與衝擊、歷史記憶的被改寫、身體與精神的規訓等代價。
二、同化於現代化與同化於異民族的思考
日本殖民者在統治臺灣之際,將現代性轉化為文化優越性,使得被殖民的漢人知識份子錯覺地以為現代性等同於日本性,這種混淆與困惑,在一定程度上使許多知識份子發生認同的危機。有些人被現代化的假象所蒙蔽,以為要達到現代化的捷徑,便是改造自己,讓自己升格為日本人。他們似乎遺忘了在現代化與日本化之間,還存在一個殖民化的過程。但也有許多知識份子,仍積極介入現代化的追求,但他們非常清楚殖民化與現代化的弔詭,從而更明確理解到臺灣要擺脫殖民體制,除現代化之外別無他途。於是臺灣人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反能擺脫寄生式的現代化方式,以現代文明的手段與知識,來向統治者爭取更多的現代文明。
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由於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不同待遇,衍生出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差異,這種差異是整體的,整體的本島人(臺灣人)與內地人(日本人)的區分。但臺灣在種別上是漢民族,本島人與內地人的殊異又容易轉化成漢民族與大和民族的差異。臺灣自此形成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分裂,及民族方面以中國為祖國,國家方面卻認同日本是自己的國家。如臺灣人以保存漢文,做為識別漢民族一份子的標籤,臺灣人在改姓氏潮流中,改日本姓氏者僅佔總人口2%,這其中還包含形式應付者,如將姓的部首拆解,或以祖籍地取名者。都可見臺灣人不願認同日本民族的立場。這種文化認同的多元取向,確實是特殊臺灣歷史經驗下的產物。
因之,當我們在判定「親日」與「反日」時,對「同化於現代」或「同化於異民族」,當有更深的思考。對人格形成階段正好處於殖民地時期之所謂「純粹殖民地世代」身體上所受深刻「皇國日本」烙印的問題,應跳脫表象「抵抗」與「屈從」二分法,來判定協力者、親日派與民族英雄之迷失,重新去理解殖民統治所帶來的精神創傷。
三、在操作同化下的曖昧情結
日本殖民臺灣時,即使是在晚期推動皇民化運動,也不可能將臺灣人改造成日本的大和民族,日本殖民者一方面跳過自己,直接引入西方的現代,自己好像只扮演轉介角色;另一方面卻又猶豫於能否信任臺灣人對日本母國的忠誠,因而,始終無法真正一視同仁的對待非日本血統之被統治者。但臺灣人的主體性與漢文化,雖有殖民者的打壓,卻能在殖民者的前項情結夾縫中保存下來,而不至於被日本的「同化」完全摧毀。
後藤新平儘管倡議並實踐以「科學殖民及文明開化」來治理臺灣。相對於政治治理上的差異,臺灣既不是純粹的中國,而在種族層次上,臺灣則是日本的他鄉。如總督府的《警察沿革志》的敘述便揭明:同化政策只是掩蓋了以對立與抵觸為中心的統治論述。更進一步說,同化是為應付臺灣人的反抗策略。如後藤新平對臺灣的同化與現代化教育,一直是小心翼翼、疑忌重重的,他曾說:「教育不可一日或瘦,但若漫然注入文明潮流,養成權利義務學說盛行之風氣,則將有陷新附民於不可控御之弊害」。
加上臺灣人因無法享受和日本人的平等待遇,此種分類反造成臺、日人鮮明的對立和隔閡,激發臺人的民族自決和認同,成為反同化主義的動力,阻礙了臺人對日本人的認同,與日本人同化的深度。
四、傳統漢文化在文化變遷過程中的競爭、協調與轉化
雖說日本殖民主義是殖民者以同化方式強壓殖民地接受外來文化,而殖民地文化的被迫改變或扭曲通常遠大於殖民者文化所經歷的變遷,二者並非處在平等交流的狀態。然而不可否認的,這種機會也提供兩種不同文化碰撞的機會。殖民者雖以同化為手段,但不一定能達成其同化目的,因為殖民地內部民眾有其生存法則,及捍衛保存傳統文化的因應之道。
面對殖民者的同化政策,殖民地人民並非以「親日、仇日」二分法來面對,而是和日本人、日本文化保持不同遠近、親疏的關係,才是臺灣島民的生存之道。
例如面對日本現代教育及打壓漢文書房政策,大正時期便曾興起一股書房熱,與現代教育形成競爭關係,後來雖在打壓及追求文明風氣下,臺灣人漸漸接受新式教育,書房漸減,或為求存而轉為為改良書房,但傳統漢文化,仍透過漢文運動,及與殖民者維持友善互動關係的儒教與詩社,做為維繫漢文化的據點;傳統醫療也是在殖民者的打壓下,依存於漢藥房,繼續為臺灣人的健康服務;佛教齋教儒教的遊走中、日、臺,也是為保存固有傳統信仰而周旋於殖民者間。
五、戰後日本殖民文化的再現與放大
臺灣年長一代,受日本統治教育的臺灣人,對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尤其是民生政策的落實,如醫療衛生設施的現代化、社會秩序的良善以及守法誠實精神,大都持肯定態度。但對於強迫參拜神社、改姓氏、差別待遇、禁說臺語、廢除農曆年俗、寺廟整理、正廳改善等皇民化思想,則多持否定態度。從整個日據時期,臺灣人在民族、文化層面,與日本人是存在抗衡關係的;但在現代化的經濟、技術層面則大都傾向協調或接受。
臺灣人於戰後接受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之進步與便利,以及對當時社會秩序與生活的懷念,這並不代表他們認同日本,而是一種「相對壓迫」下的肯定,尤其是二二八事件時,國民政府的粗暴統治讓原本對祖國充滿憧憬的臺灣人,產生認同危機,並藉著重新選擇記憶,透過對日本的認同,做為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意識武器。此時所有記憶被重新塑造,殖民統治不愉快的諸多記憶被刻意隱藏。這才是讓臺灣島民肯定、懷念日本時代的關鍵所在。而原本在日據時期並不普遍存在臺灣人生活圈的文化模式,反而在此時流行了起來,成了對抗國民政府、中國文化的武器。
六、殖民文化的延續與複製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收復臺灣後,雖急於剷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但事實上,國民政府沿用了許多日據時期殖民政府所建構的治理制度與方法,包括學校教育、戶籍制度等,都深深烙印著殖民印記。這種因習為常,而把殖民地經驗內化為主體的一部分,只是受到國民政府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願公開承認罷了!
日據時期曾雷厲風行「國語運動」,禁止臺灣人說臺語知臺灣事,以資做為人民意識形態的形塑。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同樣為了消除日本在臺灣人民的形象和影響力,讓臺灣人心歸祖國,也成立國語(北京話)推行委員會,1956年更推行「說國語運動」,訂出各種獎懲方法,禁止學生說方言,如講臺語就要罰錢,及「說臺語,不愛國」的懲罰牌。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記憶中都還殘存「禁說臺語的恐懼感」。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的語言政策,如出一轍,都忽略了在地的歷史和文化,也違背了多元文化相互寬容的精神。
我們再從教育談起,日本人講究身份、家世的傳承與團隊合作,並以考試和學校來表示一個人能力的高下和社會地位的高低。臺灣的入學考試就是沿用日本的辦法,依學習能力把學生分等級。第一級就進日據時期日本人所就讀的那二十幾所高中,其他就照著學校的社會排名依序進入。這種作法也正符合中國人傳統社會價值觀。我們看現代臺灣教育中,許多明星學校,不都是日據時期所創建的?因其保存特有歷史校風及社會豐厚的畢業校友人脈網絡,迄今仍是學子及家長們,夢寐以求的明星校園。直至這幾年,教育界又深受美國普及教育的影響,反過來看日本制度時,就覺得樣樣都不對,於是教育改革之聲四起,主張以公立學校的普及教育概念,去改革日本式以人才分級為主的教育基礎,於是臺灣教育政策便陷在普及教育與菁英教育的矛盾中。
我們再看現在學校的風景,從校園圍牆、一入門的「禮義廉恥」校訓、教室穿堂上公告的各種規訓德目、教室裡頭整齊的桌椅、教室外掛著幾年幾班的牌子及功課表、校園裡不可少的升旗台、操場、禮堂,早上舉行升旗典禮,聽著校長的訓話,每學期在操場舉辦運動會,在禮堂舉辦開學及畢業典禮……,這些場景,與六十年前殖民時期的校園景象,並無太大的變化。文化的變遷,在此得到最佳的詮釋。
章節摘要:
本論文以日據時期醫療、教育、宗教為主題,去掉第一章緒論、第五章結語,主要的篇章有三章,各六節。以下就醫療、教育宗教等各章的內容鋪排,以及想到探討問題,做一摘述。
第一章 「緒 論」:說明本書基本論點與問題、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與研究成果回顧、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相關概念的釐清。
第二章 「醫療與衛生:傳統醫療vs.現代醫學」:一共六節
第一節 「傳道醫療:西方醫學的移植」: 同樣是西方醫學的移植,同樣是夾帶帝國武力的助力,一個是藉醫療做為傳道工具,一個是以醫療做為帝國工具。從傳道醫療切入,再回歸到日據時期的殖民醫學,從而探討一樣是西方醫學的移入,兩者在移植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臺灣社會剛開始在面對西方醫學與傳教勢力的入侵是排斥與懷疑的,臺灣人對代表「科學」與「進步」的西醫,並不買單。這讓殖民者在早期來臺傳教醫療的過程中吃足苦頭,並非如時下一般人所想像那樣一帆風順。本節便試著從傳統漢人文化與西方傳教醫療遭逢時,所引發之衝突與矛盾,來看兩個異文化相接觸時難以避免的謀合過程,以及西方醫療如何在此過程中漸為臺灣人民所接受與信任的環境緣由?而這其中又有多少是夾帶帝國武力之助力?
第二節 「現代醫學的殖民性格」:日據時期的現代醫學是在日本吸收、轉化之後,以特定目的在臺灣推展,唯日本國內這套國家醫療衛生體系並非全盤移植,而是後藤新平所謂:「生物學原理」的因地制宜,但其因地制宜也非以臺灣本土需求為考量,而是為營造一個適宜日本人居住的環境,可以吸引日本內地人移民臺灣的前提。加上臺灣地理環境多風土瘴癘,殖民政府為確保殖民統治的成功,預防熱帶風土對日本人種健康發育產生不良影響,在此考量下,提出種種有別於臺人的衛生醫療措施。不論是醫療病院與醫療教育,處處見其差別待遇。殖民政府當初設立醫學校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日籍醫師不願來臺,在臺灣公醫數及醫師人數不足無法維護日人健康的難題。故其想培育的是那些可以照護日人健康的「町醫者」,而非臺灣的基礎醫學人才。但諷斥的是,日人的無心插柳,卻造就一批反撲殖民體制最堅強的力量,扭轉了日本殖民醫學教育的原初價值。本節試圖從熱帶風土馴化切入,看日本為突破熱帶地區殖民,如何以強力的國家警察醫療衛生體制介入臺灣社會?其醫療病院與教育建構的目的性為何?臺灣社會的接受與因應態度又為何?這些現代醫學教育岀身的臺籍醫生,他們是「同化於現代化」亦或是「同化於民族(日本)」?何以他們積極追求殖民政府現代醫學知識後,反化為一股本土關懷與社會改造力量?這股力量的背後社會基礎又是什麼?
第三節 「公共衛生之運作:背後含藏的暴力性與差別性」:日本對臺衛生政策,在殖民母國利益及日本人優先的考量下,衛生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充滿「異地」、「異己」與「不潔」的歧視觀念。相較日本人有潔癖的國民性,臺灣人在日本人眼中是「不潔」的他者,因此要區隔兩者的居住環境。由於對臺灣衛生環境感到骯髒與不屑,因而必須假借國家力量、警察體系,強制建構一個日人可以接受的「清潔」空間,全無視執行過程中臺灣人的無奈與辛酸。雖達到了規範衛生行為之目的,但這是在警力強力介入下完成,所以說日據時臺民有衛生行為無衛生觀念。而此項成果卻是日本政府最引以為傲的殖民價值,因為他們改造了「不文明」、「嘸衛生又不識字」的臺灣人。 本節試圖從日本人潔癖的民族性,在對照殖民地異地、異己與不潔的的歧視觀時,如何將不潔的臺灣人隔離開內地人的生活空間?如何透過衛生警察系統,將清潔、衛生等「文明」要素,置入臺灣人的生活世界?面對各項強制的防疫公衛措施,臺灣人如何因應?對臺灣民眾又造成多大的衝擊與不安?
第四節 「傳統漢醫與民俗醫療」:當「脫亞入歐論」論成了明治維新之後,廢除漢方醫學西化的方針,也成為日本現代醫學體系建構的重點。總督府以醫生免許規則(證照)與取締政策來打壓漢醫,使臺灣合法漢醫逐年減少,以達扼殺本土文化的企圖。但漢醫漢藥在西方醫學、及殖民政策箝制的夾擊中,因臺人的醫療習慣、中西藥價的差別、漢藥店的依存關係,仍是壓不扁的玫瑰花,不論是在對岸大陸還是在臺灣都得以持續生存。本節將試圖探討殖民政府是如何刻意打壓漢醫?臺灣民間傳統醫療行為為何?面對西醫夾擊,臺灣傳統漢醫學,如何從不科學、落伍的負面評價下,殺出重圍,力圖振作?
第五節 「鴉片之漸禁與民間扶鸞戒煙」:鴉片、纏足、辮髮是日本人眼中臺灣人的三大陋習,但「新鴉片特許令」讓總督府的鴉片「漸禁政策」,演變為「漸進政策」。也許是當局嚴禁日人吸食鴉片,因此鴉片與在臺日人健康關係不大,加上總督府為增加財政收入,一而再、再而三的容納新的許可,並不斷提高鴉片煙膏的售價,如此搖擺不定,變相搾取的鴉片政策,以及罔顧臺灣人的身體健康,將臺民視同二等公民的舉措,引發臺灣人的普遍不滿,許多不耐日本鴉片政策之煙癮者,紛紛加入各地扶鸞祈禱降筆戒煙活動。而反煙人士,則投入全臺的反煙抗訴熱潮。臺灣民報甚至將當局鴉片特許漸禁政策,視作日本政府弱化臺灣種族競爭一石二鳥的陰謀。本節將探討殖民政府的鴉片政策何以搖擺不定?臺灣民間又怎麼看待當局的鴉片政策?面對當局消極的鴉片政策,杜聰明的醫療解煙與民間鸞堂扶鸞祈禱戒煙運動,在鴉片治療上扮演的角色為何?殖民政府的態度又如何?
第六節 「先生媽與產婆:文化脈絡下的抉擇」:回首臺灣近百年接生行為,由宗教禮儀到醫療行為;由鄰居間熟稔的年長老婦,到新式產婆,再到現代的婦產科醫師;接生地點由自家到醫院;接生也由過去女性助產到現在以男性醫師為主的婦產科;甚至連坐月子也由企業化經營的坐月子中心扮演。這反映了臺灣人傳統生育禮俗、人際網絡、女性性觀念及自主性的轉變,其間過程是漫長的。日據時期雖由國家強行介入西醫接生行為,但其對於產婆制度的推動與接受率的提高,始終有心無力。這最大原因在臺灣傳統社會關係建構及生育禮俗與禁忌,這是臺灣女性身體保守的抵抗,不是短時間所能撼動的。本節試圖探討臺灣社會傳統生育禮俗,如何影響臺灣民間接生行為?社會對傳統接生的先生媽與新式產婆的接受度為何?何以先生媽能維持其不墜的接生率?面對戰後婦產科的崛起,與接生婆、助產士的沒落,我們當怎麼看待?
第三章 「殖民教育與傳統漢學教育之周旋」:一共六節
第一節 「臺灣傳統漢學教育」:連橫在《臺灣通史》開場白便言:「臺灣故無史也,荷蘭起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臺灣社會從荷蘭時傳教士透過傳教,將文字帶進臺灣,啟迪未開化之人心,可說是臺灣啟蒙教育之濫觴。清領時期,官辦府縣儒學、書院,及民間啟蒙教育社學、義學、書房等大為普及,為臺灣教育、地方文風奠下基礎。自道光以降,臺灣移墾社會,已漸從武質色彩,轉化為儒化的文質社會,又因科舉考試的循序舉行,強化了大陸和臺灣的關係,讓原本居於邊陲的臺灣完全成為大清王朝的一部分。本節將探討臺灣日據時期傳統漢學醞釀的歷史背景為何?陳永華對東寧儒學科舉的奠基角色為何?清朝時臺灣科舉考試與大陸內地依存關係?清朝時臺灣儒學、書院、社學、義學、書房的發展及其對臺灣社會文風與教育的影響?相較日據時現代學校校園空間,傳統文廟、書院建築的人文精神空間與風水的要求為何?
第二節 「殖民地教育之軌跡」:日本政府統治臺灣之初,認為臺民沐浴皇化時間尚淺,乃高唱「教育為具兩面刃之劍」,對臺灣的殖民教育,是採同化主義、差別教育。雖歷任總督教育政策皆因時而異,但語言同化之中心方向,不曾游離過。由標榜國家主義、無方針主義、漸進主義到內地延長主義、日臺共學,再到皇民化教育,日本據臺五十年的教育政策演變,都不脫「雙軌」的差別教育,雖是內臺共學,不過是國王的新衣,在「共學」、「同化」外衣下,拉大內臺的不平等。日據時期另一教育現象是臺灣人對於近代文明有著近似貪婪的興趣。公學校教育的持續成長,與出國留學的人數不斷增高,均告訴我們臺灣人對近代文明不僅有迅速的認識,而且也意識到其重要性。臺灣人甚至以接受教育同化作為抵抗工具,以接受近代文明的手段,來向統治者爭取更多的近代文明。隨著對近代文明的追求,臺灣人的抵抗開始帶有自省的色彩,跳脫「漢賊不兩立」的二元情緒對立框架,逐漸轉換成打破舊慣陋習和文化啟蒙,及追求政治上的平等。本節將探討伊澤修二對日據時期教育方針與內容的影響?何以他會將語言同化列為臺灣教育最重要內容?他又如何利用語言來彌補國體論在統治上的破綻?後藤新平與持地六三郎的「無方針主義」何以成了「不實施教育的方針」?何以造成學校成長的停滯?名為取消差別待遇的「內臺共學」,何以會讓臺灣學生的教育機會處在更不公平的境遇?皇民化時代義務教育何以成了徵兵的隱含目的?
第三節 「漢文書房之發展」:日本對臺灣的漢文化政策是有差別對待的,對教育體制內的文化活動嚴以律之,對儒教結社活動寬以待之。為消弭漢人的「我族意識」,並形塑新的日本國民精神,日本領臺後對清代所有儒家教育體系如府縣儒學、書院,皆破壞翻新,對民間書房則漸進壓制,最後進而廢止,新式教育得以夾同化之姿,取代傳統漢學教育。相對的對於體制外的儒教結社活動,日本當局則採放任甚至積極籠絡的態度,特別是臺灣詩社在當局刻意扶持運作下,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此一發展是日本政府考量武裝抗日層出不窮,對社會仕紳遺老實有籠絡安撫之必要,一則運用其影響力安定地方,二則是藉各詩社仕紳的政治表態,來穩定政局。一切都是在殖民政治的考量下,並非真心支持兩族共有之漢文化經驗,何況他們深知舊文學、傳統文人不足以構成威脅。於是在皇民化運動漢文一片消聲中,儒教人士所辦的刊物《孔教報》、《詩報》、《風月報》以及各種鸞書,依舊以漢文面貌出版發行,維繫漢文命脈於一方。本節將探討日據時期的漢文政策如何從懷柔、漸禁到廢止?書房教育如何在殖民者打壓下走向改良書房以求存?臺灣民間何以從書房教育的支持者轉而向現代教育靠攏?漢文何以在日本當局的打壓下,反激發出一股強烈的振興力量?殖民政府何以獨對儒教與詩社極盡籠絡與獎掖?儒教與詩社向當局靠攏,是風骨不再?還是為固守漢土於一方?書房在遭打壓後,如何借鸞堂、廟宇外殼以倖存?
第四節 「國語教科書的同化課題:語言政策與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逐步形成「進步的日本」與「落後的亞洲」意識,並認為藉實施日語教育可以開化「落後的亞洲」,而有「現代化的日語」的提出。日本據臺後,又進一步轉化為「同化的日語」,以為藉日語教育可以同化異民族成為日本國民。伊澤修二很明白的表示,臺灣的教育並非單純的教育,而是具有同化臺灣人成為日本人的目的,因此國語普及運動遂成為總督府最重要的擬血緣同化手段。本節企圖透過殖民政府的國語政策,來看殖民者的教育操作。探討何以日本一反世界殖民國家的統治政策,獨唱「國語同化政策」?國語教材的轉變,如何從「近代文明」智育的涵養,轉向「殖民同化」德育的涵養?殖民者如何透過教材的編撰權,操弄沒有歷史的「臺灣鄉土教材」?如何將統治神話內化到國語教材中?在殖民論述下,少數幾位出現在教材的臺灣人物,何以成了教化典範?當教科書全成了皇國史觀,對臺灣人的國家與民族認同,會有什麼影響?
第五節 「學校體系內的『修身』與『公民』教育」:對老一輩的臺灣人民而言,「日本經驗」多少都潛藏在他們的精神底層,不論這經驗是正面或負面。而這些經驗也進而內化成為他們的思考與生活習慣。尤其日本長達五十年的殖民教育,經由教育內容的控制、各種儀典的舉行、學校生活的規範,進而強行灌輸意識形態,形塑臺灣人的日本國民性。而為了教育臺灣人成為忠良國民,公學校不論是「修身科」、「國語科」、「歷史科」無不以涵養國民精神為依歸,把臺灣孩童教育成守規矩、服從的好兒童。其中「修身」科更是直接透過德行的規訓,強化兒童國民性的實踐。相對於內地人的小學校「修身」科中並未特別標榜「從順」、「服從」等德目,卻比公學校多了「長進取之氣象」等鼓勵個人成就的內容,這是殖民者對日本兒童與臺灣兒童的兩極期待,殖民者從不期待臺灣人的個性發展與快速崛起,日本統治者藉修身科不是為培養「真的日本人」,而是在塑造臺灣人服從、勤勉的「日本臣民」形象。本節欲透過小學校與公學校在修身科教材上的差別探討,來分析殖民者的殖民教育心態。日本人是如何藉由修身科與學校生活的道德規範,讓臺灣學童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日本皇國觀念?又如何透過無所不在的社會教化網絡,引導臺灣民眾同化於日本?
第六節 「身體規訓下的學校體操科」:若林正丈曾就被殖民者的身體被賦予政治意義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透過規律、訓練進行控制的統治機制,乃是藉由學校教育、運動會等媒介,創造具有「臣民」意義的順從「身體」。將這個概念用在日據時期臺灣教育中的學校「衛生、身體檢查」及「體操科」,可清楚點出日據時期總督府是如何操作其對被殖民者的身體權力,並賦予身體不同的政治目的與意義。本節欲探討殖民者是怎麼看待臺灣人的身體?又怎麼透過體操,打造殖民者需求的臺灣人身體?皇民化時期,日本統治者如何透過體鍊科,強化皇國民精神?活絡於日據時期的學校運動會,如何成為社會教化的一環?在什麼樣的鋪排下,遠足與修學旅行全成了教化工具?
第四章 「宗教與廟會:激烈抗爭與懷柔安撫」:一共六節
第一節 「從觀察、調查到彈壓的宗教政策:西來庵事件之轉折」:日據初期,各地抗日事件不斷,臺灣局勢仍處動亂不安,對殖民者來說,如何平息抗日情緒,如何穩定局勢,乃首要任務,視宗教問題為民俗的改善或文化的傳播,為輔助角色非主要政策考量對象。加上初期殖民當局對臺灣傳統宗教信仰並不瞭解,無法貿然制訂長期成熟的宗教政策,故過渡期臺灣總督府對臺灣的宗教是採觀察放任之寬鬆政策。及至西來庵事件爆發,很多寺廟庵堂被牽連在內,日本政府為避免反日力量藉宗教組織來凝聚,於是展開大規模的宗教調查,將調查從原來的寺產、所有權之臺帳,轉而著力於信仰心態、宗教目的之調查研究。進入統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總督府展開「寺廟整理」,將傳統寺廟與信仰組織,或廢或倂,臺灣民間信仰在這一波淨化過程(往神道與佛教信仰改造)中遭受極大的破壞。
第二節 「日本佛教與臺灣傳統信仰:認同與選擇」: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與傳統信仰,在殖民統治下面對日本佛教、中國佛教與臺灣傳統信仰,如何適應與選擇?在殖民統治下,雖然臺灣佛教根源於中國,但在遭遇日本佛教與殖民環境的衝擊下,在傳統與現代的取捨抉擇,臺灣宗教尤其是佛教,如何在此拉扯下,定位自己?而其中的認同是為求存而對環境的暫時妥協?抑或是對異文化的認同?我們從日據時期的中教闢佛事件,反對僧侶娶妻食肉,可知日據時期佛教深處殖民環境,其不能不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然而他具足傳統宗教文化,在向日本佛教靠攏的過程中,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
第三節 「日本神道信仰:戰前戰後兩樣情」:當日本政府推動神道信仰與奉祀神宮大麻政策時,寺廟與臺灣人家庭正廳供奉的祖先神佛,便成了最大絆腳石,為了使神道信仰進入臺灣社會與家庭的精神中心,於是有所謂「正廳改善」及「寺廟整理」,這兩項運動不僅使臺灣人傳統信仰遭到嚴重破壞,也引發臺灣人極大的反彈。戰前統制者強力推行神道信仰,隨著戰爭結束,神社失去了他存在的意義,紛紛遭到遺棄與破壞,或拆或毀或改建,大都僅餘殘磚破瓦任憑風吹雨淋,完整保存者並不多,這些殖民遺跡正訴說著戰前戰後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第四節 「廟會與戲劇:日本政府對廟會的利用與態度」:殖民初期,為避免騷動,當局對臺灣本土宗教避免干涉,甚至放任。大正年間各寺廟之迎神賽會、建醮、祭典之活動,非但未遭到禁止,反受到官方鼓勵,各地祭典地方首長亦親自參與,顯示對臺灣傳統宗教的懷柔策略。臺北霞海城隍祭典,歷屆總督夫婦幾乎都親臨參觀迎神儀式。日本為對臺灣進行宗教之同化,除透過各種方法強化臺灣人對日本神道與佛教的信仰外,也透過對臺灣宗教活動的認同或贊助,來籠絡與融合內台人民意識。
第五節 「齋教的轉型與頓挫」:所謂齋教是明末清初社會崩解混亂下一連串「救世主」運動中的三個重要支派—龍華教、金幢教、先天教。日據初期齋教仍延續清代傳統,屬秘密宗教,西來庵事件當局展開對宗教的調查,齋教不得不以更開放態度的「在家佛教」身份公開在大眾前,齋堂彼此有了連結,甚至出現與佛教同化現象及齋教的空門化。光復後,為代表地位和層次的提升,齋堂內聘出家師父主持堂務,甚至轉變成佛寺、道堂、私廟和民宅,新成立的齋堂少之又少,進而日漸萎縮。
第六節 「儒教與鸞堂:依附屈服VS.文化對抗」:在儒家的傳統中包含著「華夷之辨」的民族思想,故割台初期儒生參與武裝抗日便是此一思想的激發。武裝抗日受到慘烈鎮壓後,儒生便將戰場轉到鄉間,書房、詩社成了新據點,維繫漢文化,使免於滅絕,成了儒生退而求其次的目標。另一方面,由於時移勢轉,日據時期儒教界為了得到日本當局的認同支持,使其感受到儒教的政治與社會效用,於是透過不同立論與行動來強化彼此關係,更藉此來維繫漢文化的命脈。相對的日本當局對儒教的政治效用,也感同身受,除翼贊佛教人士的祭孔活動外,還不時大費心機透過揚文會等來籠絡仕紳,公開宣誓建立儒教正統地位,並藉儒教進行文化統戰。雙方各取所需,讓臺灣儒教在「依附屈服」抑或「文化對抗」,顯的曖昧不清。
第五章 「結 論」:從以上三個主章節,醫療、教育、宗教三個文本,所分析論述臺灣民眾在遭遇異文化時,因不同的文化內涵,有不同的迎拒。攸關民生現代化的部分,如醫療衛生的改良、現代教育體系,臺灣人的接受程度相對較大。與文化價值有關的如宗教,臺灣人的接受程度則相對較小,或為求存而表面屈從,暗地裡仍有一套臺灣人自己的信仰中心。當然臺灣人在面對異文化,常是對現代化的追求與認同,而非對異族文化的全盤接受。當我們探討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的迎拒,文本除醫療、教育、宗教外,還有許多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都值得探討,但礙於時間,只能做為日後續行探討課題。以下僅就幾個日常生活層面,簡述臺灣人的文化認同與接受度,來補充說明上述章節證例不足的地方。
Colonialism,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How Japanese culture was both welcomed and resisted in Taiwan during the Occupation Era (1895-1945)
Abstract
The ceding of Taiwan to Japan by the imperial Qing government in 1895 represents a remarkable turning point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It is noted from the evolution orbit of the entire modern Chinese culture that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imitating the activities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The basic appeal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even the content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re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Japanese Ming-zhi Modernization. However,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Taiwan by Japan, the position of the Han people in Taiwan has changed from the admirer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to the “oppressed” who were faced with the pressure brought by Japanese modernization. Ultimately, the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were to turn Taiwan into a part of Japan and assimilate Taiwanese people to Japanese subject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ruling policies of which some seriously interfered with the daily life of Taiwanese Hans, such as change of calendar and abolishment of Chinese. Under the banner of anti-Japanese ruling, the anti-Japan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Hans had changed from armed anti-Japanese struggle to anti-Japanese cultural movement. This attitude of resistance resulted in the brush-away of Japanese culture, painfully implanted in Taiwan by Japanese rulers, after Japan was defeated in World War II and forced to retreat from Taiwan, such as Shintoism, Japa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nd Japan drama. What left was mostly livelihood-related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such as improvement of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and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Clifford Geertz,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made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e through a method called “Thick Description”. According to Geertz, culture has multiple levels. When two cultures encounter, the reactions of each culture-level are different. While the part of culture relating to values is most difficult to shake, it is easier to change the part that is related to livelihood interests. Based on Geertz’s theory, we found that in the Kominka Movemen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ose elements that have achieved success were mostly related to livelihood interests and moder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elements that have failed to succeed were mostly front guards against Japanese cultural invasion and related to cultural value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acceptance and reaction of Taiwanese people under the attrac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medical care, education and daily life, which fit in with Geertz’s so-called livelihood interests and modernization related culture. It also looks into how religions, which are related to cultural values, have become the front guards against Japanese cultural invasion.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1) how Japanese colonialism has manipulated its colonial assimilation policies and discriminated ruling policies through control of resources under the cover of modernization; 2) what attitude Taiwanese people took toward their original traditions in the face of modern medicine, education and daily life; and 3) in the process of engagement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apart from competition and friction, if there were any points of mutual integration and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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