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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台灣原住民族代表性官僚:消極代表與積極代表的實證分析
作者:陳文學 引用關係
作者(外文):Chen, Wen-Hsueh
校院名稱:國立臺北大學
系所名稱: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指導教授:翁興利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2
主題關鍵詞:原住民族代表性官僚原住民族特考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文化職能政策環境Indigenous Peoples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Indigenous People Employment Right Protection ActSpecial Examination for Indigenous PersonsCultural CompetencyPolic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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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於代表性官僚理論,藉由政府統計資料與問卷調查的結果,析探我國政府機關的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影響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的因素,以及原住民族的積極代表性。透過這些問題的探討,除了檢證國外代表性官僚理論在台灣的適用性之外,對於國內原住民族考試與進用制度的變革也深具重要的意義。
本文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第一,在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方面,整體政府呈現原住民族不足代表的結果,並且原住民男性又略低於原住民女性。此外,隨著職位層級的增加,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會逐漸降低。其中,原住民女性簡任人員代表不足的狀況最為嚴重。在各機關方面,除了原民會、內政部與海巡署之外,其餘部會的原住民公務人員比例皆相當低,甚至有多數的部會完全沒有原住民公務人員,而這種代表程度不一致的狀況,同樣也出現在直轄市與縣(市)政府之中。至於55個原住民鄉(鎮、市、區)公所部分,雖然各個公所都能達到〈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所規範的原住民公務人員2%的比例,但是如果以消極代表的標準來看,其實有為數不少的公所是不足代表的狀況。儘管如此,透過Pitts指數的探討,55個原住民鄉(鎮、市、區)公所對於機關成員族群組成與當地族群組成之間,仍舊維持著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第二,在原住民族消極代表的影響因素方面,如果機關首長具有原住民身分或是機關所在地的原住民人口比例較低時,機關的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都會比較高。透過敏感度分析,機關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最適點的條件為:當機關首長為原住民並且該機關所在地的原住民人口比例為77%時,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指數為最佳的消極代表結果;當機關首長為原住民並且該機關所在地的原住民人口比例為25%時,Pitts指數為最佳的原漢族群整合結果。就整體來說,原住民首長主政的機關,不僅代表指數至少會有0.7的水準,Pitts指數也都高達0.8。換言之,機關首長為原住民與否,是影響我國行政機關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的重要關鍵。
第三,在原住民族積極代表性方面,究竟何種特質的公務人員會比較具有原住民族積極代表的態度與行為呢?首先,族群別、年齡、原住民同事、文化職能等四個變數是影響原住民族積極代表態度的主要因素。亦即,如果公務人員具備原住民身分、年齡愈大(年齡為50歲以上)、原住民同事愈多、文化職能愈高,他們通常也會有較高的原住民族積極代表的態度。除此之外,政黨認同與有利原住民的政策環境等兩個變數,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雖然這兩個變數只有在部分模型檢驗時,達到統計顯著性(認同民進黨、愈能感受外在環境對原住民有利,他們的原住民族積極代表的態度也愈高)。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在原住民族積極代表的行為上,族群別、性別、年齡、原住民機關服務年資、原住民同事、文化職能、有利原住民的政策環境等七個變數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具體而言,如果公務人員身分為原住民、男性、年齡愈高、在原住民機關服務的年資愈深、原住民同事愈多、文化職能愈高、愈能感受外在環境是一個重視原住民的政策環境,他們在決策或服務時,也會有更頻繁的原住民族積極代表的行為。在這些影響變數當中,文化職能與有利原住民的政策環境兩個變數是本研究的獨特發現,對於代表性官僚實證理論具有重要的研究貢獻。
最後,依據前述三組研究問題的發現,本文進一步討論它們所蘊含的理論意涵以及後續值得的研究方向。此外,也針對現行我國的原住民族特考與進用制度提出數點政策建議,供未來相關機關決策時的參考。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we use the civil servants statistics data by government and survey data of the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indigenous passive representation and active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First of all,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s underrepresented in all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ere are few female indigenous civil servants could be promote to senior level.
Secondly, when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agency, the ethnicity of township head and the indigenous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th affect the passive representation in 55 indigenous township offices.
Thirdly, when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civil servants, there are four factors (ethnicity, age,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coworkers, and cultural competency) affect the attitude of indigenous active representation of civil servants in indigenous township offices. Furthermore, more importantly, there are seven factors(ethnicity, sex, age, the years in indigenous agency, indigenous coworkers, cultural competency, and friendly policy environmen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ffect their behavior of indigenous active representation. Among of the factors, cultural competency and friendly policy environmen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re past empirical studies have not found. They ar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ributions for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Lastly, depend on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 not only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future research, but also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ndigenous People Employment Right Protection Act and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Indigenous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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