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球化跨國的思維下相應而生的區域性思考，使得「亞洲」成為一個被問題化的課題。薩伊德（Edward Said）帶動的後殖民理論思潮，透過1987年台灣解嚴過後出版品解禁、媒體傳播的發達、以及大量二十世紀八○年代的歐美留學生於九○年代回國任教等等途徑，傳播到台灣的知識界、政治界、藝術文化界；就在這樣的去帝國、建主體的後殖民語境中，加上本土意識高漲的台灣政治環境推動下，促成了二十世紀九○年代台灣當代藝術中「台灣藝術主體性」的探索。 接續九○年代而來的全球化思維也開始加入藝術世界的對話。台灣當代藝術在回應全球化藝術舞台的方式，往往陷入以最具指認性的手法，銜接本土意識與文化認同議題下生產出來的本土性、歷史記憶、政治社會異象等藝術符號，出席全球化的國際藝術舞台。雖然一方面完成了區域性色彩的指認，但在另外一方面，卻也讓台灣當代藝術的豐富表現被窄化於世界藝術的舞台之上，淪為政治主體宣言的權力工具。那麼身處如此框限之下的藝術創作者該如何去回應呢？這個由創作主體發出的提問，將持續的蟄伏於本論文的底層，影響著論述中隱形的動線發展，同時也是本論文意圖去解釋的課題。並且以當代藝術中的「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 ，藝術由「藝術是什麼」轉變成「藝術如何去說、或被說出來」的觀點，去切分出藝術的當代特質，進行論證。 這篇論文將論文空間視為一個詮釋角度轉換的場域，分別由詮釋與創作角度提出問題意識，如此雙重維度的佈局，意圖呈現出當代藝術中創作者、理論、或是相關詮釋批評的矛盾式互動關係，回應全球化區域性藝術這個帶有論述性與議題性的問題框架。最後試圖引導論文回到藝術創作中非理性的區塊，尋找藝術創作中感性的力量，讓一向以政治性「主體身分」思考的全球化區域藝術討論，轉向至藝術創作中的感知角度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