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於甲午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源自清光緒後期中國的麻雀，如 何在1920 年代中葉風靡東、西洋之際，以「室內社交娛樂」之姿再度迂迴傳進殖 民地臺灣，對社會造成重大衝擊和影響，乃本文之研究課題。 根據本文分析可知，日本殖民政府領臺初期，便採行禁賭與徵收「骨牌（奢 侈）稅」雙管齊下來抑制賭風，同時挹注財源。「骨牌稅」主要針對當時最為普 遍的四色牌賭博而設，至於「叉麻雀」或「打梅雀」則只限於少數臺灣上等階層 的高級娛樂。然而1920 年代前半，「麻雀」變鳳凰，橫掃東、西兩洋，並從日本 本土「飛來」殖民地臺灣，麻雀成為時人海上商務、旅行的良伴；各種形態的麻 雀俱樂部更成為麻雀從點擴散到面的重要管道。 麻雀的大流行，讓大眾為之瘋狂。不分階級、種族、地域及性別，1920 年代 中葉起，打麻雀儼如成為臺灣社會的全民運動；然而麻雀的流毒——麻雀賭博亦 如影隨形，讓殖民政府與反殖民統治陣營的臺灣知識階層皆慌了手腳，如何將麻 雀「去賭化」、避免青年學子沉溺其中虛擲光陰，雙方對此均各有作為。殖民政府一方面縱容在臺日人設立麻雀俱樂部，一方面又對臺人利用麻雀賭博抱持高度 警戒；反觀反殖陣營則是一方面在輿論上批判殖民政府縱容，要求禁絕麻雀，但 一方面私下又經常深陷其中。麻雀對應的成效不彰，也凸顯出這項介於娛樂與賭 博之間的大眾室內社交娛樂，令人又愛又恨。麻雀考驗著政策，檢驗著對策，但 同時亦反映著人性。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麻雀大剌剌的走入家庭、飛入社會，也讓女性的角色融 入家庭娛樂與社交生活的範疇，得與男性平起平坐，在方城之戰中占有一席之地。 1930 年代初期「麻雀女郎」的登場，更被時人譽為走在時代尖端的女性新職業。